文档介绍：文化与传播一文化传播(munication)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充满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谜,以致有学者把它称为20世纪哲学最大的难题,即“主体际困境”。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之间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智慧的哲学家们。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美〕W·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文化传播。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认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当代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成了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我们谈论文化传播,也就是谈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关注和思考。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最大的嬗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事实表明,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与生俱来,共同绘制出人类历史的壮丽画卷。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传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传播冲破各式各样的社会藩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展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一句话,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研究富于变化,确实很难把握。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显然,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Charles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传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文化借助于传播影响着人类。文化传播不仅是人格与社会的建筑材料,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传播既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