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创作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父亲吴霖起是个贡生,是个清贫的学官。*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18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13岁时,生母金氏去世;十年后,嗣父吴霖起也病逝。而在三十岁之前,与他伉俪情深的发妻陶氏也弃他而去。少时丧父母,中年丧妻子是人生最悲苦伤心的事。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死时,他虽然已经22岁,已经成家;但他既无功名官职,又无产业支撑,而且他的探花公嫡长曾孙的资格是入嗣获得的,因此他在大家族中的地位是不牢靠的。*于是一待吴霖起去世,通过析产来限制削夺他长房长孙多得的份额的遗产之争随即爆发。程晋芳说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吴敬梓是一个完全不懂治理家业的公子哥儿。他既挥金如土,又慷慨好施,“不数年而产尽矣”(《文木先生传》)。几年后,产已析,房已分,饱受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对故土、老家、族人并无多少感情,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33岁时,怀着“誓将去汝”心情,移家南京。*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修茸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到了晚年,他甚至到了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于是“以书易米”;“冬日苦寒”,遂邀约同好,绕城夜行,谓之“暖足”!吴敬梓经常去卢见曾在扬州、真州(今仪征)淮安的衙署。在淮安则寄食于好友程晋芳家,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里记载了吴敬梓的窘境:“抵淮访余,检其橐,笔墨都无”。乾隆十九年(1754)初冬的一天,54岁去世。后由友人卢见曾出资入殓运回南京安葬。*吴敬梓看到读书人的堕落,想用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以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来挽救士风的途径。在《儒林外史》中,重倡原始儒学的文化精神似乎被当作一条出路,然而吴敬梓分明清楚这是一种虚幻的向往。因之,小说中所写群贤祭祀泰伯祠的聚会不像是庆典,倒像是一场无可奈何的哀悼——到了小说的结尾,这具有象征性的泰伯祠也早已荒芜。*中年之后的吴敬梓,在生活态度和政治态度上与封建世俗、封建统治者相左,他不仅叛逆了自己的家族,也叛逆了封建社会。他冷峻地揭露醉心功名富贵的无知无耻之辈,热情地褒美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君子和嶔崎磊落的豪士,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严峻批判和理想境界的辛劳追求。吴敬梓的道路是封建叛逆者的道路,这条道路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艰难历程。*《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40岁至50岁时,开始创作于乾隆元年(1736)左右,到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基本完稿。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儒林外史》的版本: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56回本,末回为“幽榜”。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56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此外,吴敬梓存世的著作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近年发现集外的诗文三十馀篇。最近又发现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里提及的曾经被人以为失传的《诗说》。*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可见,八股取士制度构成了牢笼一代文人的巨大厄运,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索。基本思想内容即是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