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敲响自己,敲响世界-历史论文敲响自己,敲响世界 如果选择一种样式,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我以为是电影;如果选择一个类型,表达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以为还是电影。电影改变生活,这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却并不过时。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我希望能够将自己对电影的批评和希冀清晰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开麦拉”背后的爱与恨、喜悦与忧伤1952年的夏天,一个叫君特·格拉斯的德国年轻人离开法国南部,取道瑞士,前往杜塞尔多夫。庸常的下午,平常的咖啡馆,在众多喝咖啡的成年人中间,格拉斯见到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当“小男孩胸前挂着铁皮鼓,引起我注意,并一直保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那个三岁的小孩对他的玩具流露出专注忘我的神情,他毫不理睬边喝咖啡边聊天的大人们,好像大人世界不存在似的。”格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三年后,他动手将这个孩子变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植入他的家乡——狭长的但泽走廊——在百年历史中,但泽从来与风云与风情密不可分。1959年,小说《铁皮鼓》问世,格拉斯开始受到德语文坛甚至世界文坛的瞩目;1999年,格拉斯摘取20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的叙事如同铺设了沉重蒺藜的文字迷宫,令人悲伤、困惑,语言沉重得让人心碎。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盛赞格拉斯“以辛辣和荒诞的寓言描述了被遗忘的历史”。《铁皮鼓》成为敲响欧洲心灵警钟的代表作品,与其被改编为电影密不可分。1979年,德国新电影流派代表人物施隆多夫将小说搬上银幕。这部电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西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参与的大事”,随即捧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影片奖“金碗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次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读格拉斯的小说需要勇气,要跨越文字的劫难,直面自己的灵魂。看施隆多夫的电影则在勇气之外更需要智慧,他穿越了格拉斯用语言设置的重重迷障,用影像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纷繁的隐喻体系。很多看完电影的观众都在问:铁皮鼓到底指涉了什么?奥斯卡这个侏儒以及他揪心的喊叫象征了什么?日耳曼民族驳杂的野性、旺盛的生命力到底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不妨列举一下影评人的总结:奥斯卡——但泽之子,但泽文化的形象;奥斯卡的外祖母——但泽的过去和文化积淀;奥斯卡的外祖父库尔雅泽克——二战时的美国;奥斯卡的母亲艾格尼丝——二站时期德国和波兰夹缝中生存的但泽;奥斯卡的父亲马特泽拉斯——外表强悍实质脆弱“无能”的亲德国的但泽人;奥斯卡的表舅布朗斯基——亲波兰的但泽人;奥斯卡小保姆—一重生的但泽……当然,这只是读者阐释的一种,更多的洞悉其实在人们的思考和想象之外。在德意志风云变幻的20世纪,格拉斯和施隆多夫一同经历了德国当代史上几次重大的事件: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1949年战后德国分裂,1961年柏林墙修建,1989年两个德国重新统一。二战结束后,德国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管制,四方在各自区域里对德国文化进行改造。这种文化背景,给早就伤痕累累的德国人一种终于摆脱独裁桎梏的解放感。但是战后的满目疮痍,使得人人都对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解放感很快变为思想上的沉沦。《铁皮鼓》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诞生,表现了成长与反抗的双重母题。电影导演施隆多夫比格拉斯小12岁,更接近《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的年龄,所以对第三帝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他们的落网与逃脱、他们的顽冥与反思,有着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