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蛊惑与教唆框架在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中,集体行为和行动包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参与集体行为,是受到蛊惑或教唆。显然这种认知从表面上看符合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并且符合政府官员的利益,更符合我国官方对政治稳定的考量,这使得我国政府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解释形成了思维定势。与此同时,我国媒体体制具有特殊性,即我国媒体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各级媒体由各级党委领导,由政府管理。因此,政府的思维定势就自然成了新闻媒体的报道模式,这样使得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对所有的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报道都如出一辙,都是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的。有人把这种报道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游行总是非法聚集的;闹事总是别有用心的;上级总是光荣正确的;③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④。在此语境下,广播电视媒体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报道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一认知框架的桎梏,如2008年***,6月29日贵州卫视的《贵州新闻联播》便是以这一框架进行报道的当天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框架的真实性,7月1日贵州卫视的《贵州新闻联播》播报了新闻参与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的未成年人披露事件真相⑤,其中指出未成年人小威音名和小辉音名参加6·28突发事件是在别人的教唆和社会上的人指使下参加的。二、打砸抢烧突发事件框架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虽然我国官方对群体性事件这种现象的标签已经经历了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者说社会化、从否定到去否定的历程。⑥而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11月8日通过发布《关于积极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这一文件明确提出了群体性事件这一名称。但许多地方政府和媒体仍然将之贴上政治化的、否定的标签,如打砸抢烧聚集滋事聚众闹事。在这些标签中,打砸抢烧是最常见、最具负面色彩,如贵州当地政府直指***为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当地政府的这种定性直接导致众多外地媒体的报道采取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的框架,如东方卫视在2008年7月2日的报道也直指***为打砸烧事件。⑦这种界定显示我国不少当地政府和媒体工作者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还处于受害型危机认知⑧阶段,即只是从表面对事件进行解读,未能从历史的纵深对事件的发生缘由进行梳理,从而撇清了政府的责任。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的解释框架无疑把群体性事件归之于违法犯罪的活动,这种认知自然导致报道重点是混乱的现场、违法犯罪的行为、危害与损害以及对参与人员的抓捕。这种打砸抢烧的报道框架虽然其用意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理性诉求,但把民众塑造为一群暴民与刁民,不但不利于事件的解决和社会的和谐,反而会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从而激化矛盾。也许这一次的事端在强力的压制下得以解决,但也可能埋下不信任甚至仇恨的祸根,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如在***中,当媒体前期仍然按照传统的蛊惑与教唆以及打砸抢烧框架进行报道时,民众怒不可遏事件初期《贵州日报》曾刊登看起来依然是‘传统口吻’的报道,当天该报网站被黑客攻击造成瘫痪数小时,而采写该报道的记者也接到数十个愤怒民众的辱骂甚至恐吓的短信、电话。⑨而当媒体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入调研并且采用社会冲突和怨恨框架进行报道之时,民众的怨气得到了舒缓此后《贵州日报》改变报道模式,从调查事件事实本身入手,两天后,该记者竟又接到此前曾恐吓他的公众的致歉电话。⑩三、领导现场处置框架虽然有学者论证指出,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经历了三个历程与模式1949-1980年是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报道模式,1980-2003年是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报道模式,2003年至今是人本位的全息开放报道模式。瑏瑡但是通过分析笔者所搜集到的近10年来众多的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发现,电视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似乎更多地停留在第一阶段的报道模式即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其具体表现为群体性事件不是新闻,应对、处置群体性事件才是新闻。即电视新闻主要报道领导或相关部门积极、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安抚民心,而非重点报道事件本身。出现暂时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发泄型群体性事件,领导务必会到场进行处置,但新闻媒体只是追随着官方的行踪进行报道,着重报道领导工作的效果,这种报道的主旨显然是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而非进行信息传播。行文至此,也许会有人质疑,为什么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已经进入到事本位的第二个阶段和人本位的第三个阶段,而群体性事件报道却依然如此保守?不可否认,报纸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也已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蛊惑与教唆框架、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