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析袁枚与林语堂之女性观-汉语言文学浅析袁枚与林语堂之女性观徐亚茹摘要:林语堂十分推崇性灵说,对性灵派的主将袁枚更是视为知己,这两位相距近三个世纪的学者在女性观上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崇尚自由、追求个性是二人的共同之处,然而封建思想在袁枚身上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印记。关键词 :袁枚林语堂女性观周作人曾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诗坛盟主,袁枚“诗写性情”,开创性灵派,影响所及,至林语堂有言:“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2]林语堂在吸收性灵说思想的同时,亦与这位相隔近三个世纪的知己在女性观上持有多相似之处。虽身处封建社会,袁枚却从人性论的角度,将妇女视作应该给予尊重的人,不仅爱惜女性的人性,而且珍视女子的价值,积极发掘女子的才能,赞扬女性之美。而“饮尽欧风美雨”的“东方西子”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女性崇拜情结的学者,不仅关注现实中的女性命运,而且诉诸文笔,将满溢作者道德理想、人生哲学和美学追求的女性思想寄托于闲适幽默的散文之中。从家庭环境来看,家庭女性可谓袁枚的启蒙之师。由于父亲袁滨长年在外依人作幕府,母亲章氏便承担起袁枚家庭教育的重任,但她所做的主要是人格道德上的身教,而文化教授则主要由姑母沈氏承担。沈氏“通文史”,自幼“喜读书,从礼而静”,乃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女性,袁枚从沈氏“教之读书识字”“授经为解义”的教导中受益颇多。另外,祖母柴氏视袁枚为膝下麟儿,常常将其丰富的阅历说与袁枚,如将袁枚祖父袁旦釜公助沈遹声秀才与杨大姑“夜奔”,使之“终为夫妇”之事讲与袁枚,不仅使袁枚懂得了侠义的精神,亦向其灌输了青年男女争取自由爱情的思想,为其树立起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奠定了基础。和谐美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亦对林语堂女性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纵观林语堂的一生,母亲是他心中最早的女性,“说她影响我,指不出来,说她没有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长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能够遗忘?”[3]正是有感于母爱的悄无声息而又无处不在、默默无言而又宽厚仁慈,林语堂因而真诚地赞美母性之美,充分肯定家庭中贤妻良母的社会价值。妻子廖翠凤不仅不顾门第的悬殊毅然下嫁林语堂,而且甘愿与丈夫同甘共苦,不离不弃,在婚姻中所做的贡献令林语堂深深感动。二姐是林语堂生命中另一重要的女性。他说:“我青年时代所流的眼泪,多是为二姐而流的。”二姐聪敏过人,胸怀壮志,但是为了林语堂,只能含泪放弃自己的梦想。可以说,二姐是林语堂一生不断追求的内在动力,二姐无力反抗的悲剧在林语堂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得林语堂隐隐作痛亦不断怀念。其次,叛逆的思想观念也使二者发出了异于常人的为女性的呐喊声。不守成规、我行我素是二人的共同特质。在谈“色”色变、谈“性”为淫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袁枚竟以《论色》等作品从容论之,在《过雉皇访何西舫名府》中有“平生读《古风》,好色慕古流”的句子。传统观念压抑女子的创作才能,漠视其价值。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珍视女子的价值,提倡发掘女子的创作才能,扫除女子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障碍,为女子作诗鸣锣。林语堂对“性”亦毫不避讳,不仅写过《论色即是空》和《谈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