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ch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