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心中的“哀牢山”-法律心中的“哀牢山” 文/吴晓波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保外就医期间承包荒山种橙子后的十余年间,地处云南边境偏远寂寥的哀牢山就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在某种意义上,如今约3600万个体工商业者的权益自我保护能力非常赢弱,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极其有限,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在哀牢山上种植橙子的褚时健7年前,我去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参加财经杂志年会,归程且行且游。有一天,我进入玉溪境内,有友人邀约我到一个大湖边吃湖鱼火锅。此湖出于大山之间,飘渺旷远,据说极为神秘。友人遥指湖畔一座峻岭说:“这就是哀牢山,褚时健在那里种橙子。不久前,王石刚刚上山探望,吴君愿否一访?”我在做企业史研究时,曾遍阅有关褚时健的种种报道,并专门写过一篇案例解读。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大、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1996年,褚时健因贪获罪。据检察机关侦查,褚时健贪污金额约700万元。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事发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调查的不断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褚时健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他可谓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奇怪的是,褚时健一案在经济界引起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元,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集团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的利税,褚时健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一个为民族工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学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位企业家的尊敬。”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记者刘建强记录了一个传闻,“保外就医后,政府给褚时健立了一个账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钱,作为其看病的费用。没过多久,账户里的钱变成了几百万元,都不知道是谁存进去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当年,褚时健与妻子两人独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褚橙”的商业模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电子商务。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也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天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如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被困病房的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