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李鸿章首倡防日-历史论文李鸿章首倡防日 当然,对于日本人的野心,李鸿章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就是他的基本判断文|雪珥独立学者,专攻中国改革史、战略史,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等“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0年作出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已经在思考日本问题。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这还只是从军事技术层面。次年,在写给中央敦促改革开放的信中,他就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将附于我;我无以自强,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基于清醒的利益分析,李鸿章在1865年提出了“联日以制泰西”的主张,认为应与日本通商、接轨。1870年9月27日,日本代表团抵达天津港,希望与大清国谈判通商缔约。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奉命与日本代表团进行交涉。这是李鸿章正式作为国家代表的外交“处女秀”,也是中日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正式谈判。长久以来,两国官方虽不来往,但民间的经济交往却从未中断,随着两国几乎同时展开的改革开放而日益频繁。日本此时正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的治外法权,在日华人依托列强保护,成为列强拖延的借口之一。同时,日本早已确定了“征韩策”这一“经略之远图”,将征服朝鲜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重要跳板。日本多次提出通商要求,都被朝鲜坚拒,拒绝的公开理由是日本文书内写着“天皇”字样,朝鲜尊奉的是中国皇帝。日本认为“向支那方面寻求旧盟,如获成功,朝鲜问题迎刃而解”。更深一层的考量是,如果日中订约,则能确立“皇国与支那比肩同等之格”。日本人从天津入手,其着眼点却是汉城,甚至更远。对于日本的缔约要求,总理衙门最初主张依惯例拒绝,只同意照以往惯例在上海通商。柳原前光再三恳请李鸿章,他上书总理衙门,主张接受日本订约。中央将反对意见下发,征求地方大员的意见。李鸿章立即进行了反驳:“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麾。”当然,对于日本人的野心,李鸿章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就是他的基本判断,他提醒中央对日本要提早预防:“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械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各色技艺,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大清中央接受了李鸿章的提议,确定了与日本可谈的基调,中日双方的谈判代表便汇集天津。双方在天津的山西公馆中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对于日本人提出的与列强在华“利益均沾”等条款,李鸿章等坚决反对,甚至终止谈判。日本既然志在通过此条约“与支那比肩同格”,便千方百计争取“皇帝与天皇并称”,其目的在于今后压服因“天皇”问题而拒绝与日本谈判的朝鲜。但在李鸿章的坚决抵制下,日本方面最终未能将“天皇”二字列入条约。9月13日,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终于在天津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这是中日双方完全自愿商定、权利义务完全对等,任何一方未从中独享权益的平等条约。虽然条约中保留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率等条款,却是双方对等互享的,不同于之前单方面给予列强的特殊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