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季羡林与胡适、吴作人
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田上。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其中就有皖籍的胡适、吴作人。
“毕竟一书生”――与胡适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1946年到北大后,10天即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兼东语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此外他们还同是北大教授会成员,同是文研所的导师,同是北平图书馆的评议员。胡适那时在编一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羡林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三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不论是对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都是笑容满面,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季羡林也成了“泰斗”“大师”级人物,虽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可亲,不乏先师之遗风。
从季羡林到北大后所受的礼遇,即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和厚爱。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随来的还有一批留学生。接待、照管印度老、少学者的任务,胡适全权委托给了季羡林。师觉月第一次讲演时,胡适还亲自出席致辞欢迎。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季羡林自云,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读《胡适论学近著》而受的启发。探索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陈垣)各持一端,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季羡林根据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篇文章让胡适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寥寥八个字给季羡林莫大的鼓舞。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
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季羡林认为胡适“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季羡林用耳闻目睹的两件小事来说明自己的判断。
一是新中学生运动频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沈崇事件”等,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指挥的。路人皆知,胡适焉能不知?但每当北平的国民党宪兵或警察逮捕爱国学生时,胡适总是亲自出马,奔走于大小衙门,逼迫的国民党要人写信,要求放人。二是某次他到校长室与胡适谈事,见一个人进来对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对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了,都有兴趣,静观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