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Forpersonaluseonlyinstudyandresearch;mercialuse按:鄙人做毕业论文,深感未入学门。谨此整理前人治学之道,与各位同学共勉!陈寅恪的治学1929年,陈寅恪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揭出了自己读书治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处,说的是“治学”,不是今天所谓的“研究”)他明确反对历史决定论,在讲课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他认为:历史并非事事处处呈现必然性,有时也有偶然性,「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陈寅恪指点学生学****方法说:「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自道研究原则时也一再强调:「真的资料,正确的解释,才有自然的结论。不是先有结论,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结论」。留学经历使陈寅恪不仅精通了二十余种外国或异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治史工具,而且深切体悟了西方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这一点自己要注意了)他对弟子说,自己研究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也研究过孔德的实证主义、詹姆士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他在瑞士听过列宁讲演,也许还是最早通过研读德文本《资本论》而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唯其如此,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虽然从不认为社会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却也相当重视其作用。                       ------------伟大必然有伟大的理由「做学问的工具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观堂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作了经典性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接着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自然科学中可能也有这些途径分类「我们看材料,需了解材料存在多少问题,已解决的有多少,未解决的有多少,新发现的有多少,由此一步一步地往前研究,便可以不走或少走弯路」陈寅恪对搜集史料的基本要求「在求其全」,在这点上,他直接继承了宋代史家司马光创立的长编考异法中的修丛目之法,即广采群籍,将与某一史事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史料搜集齐全。此即他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里称赞杨氏「彚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的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陈寅恪研治《旧唐书》即「时用圈点以识脉络所在;书眉行间,迻录个方面材料以资参证,并於所录材料后,申述己见」。例如他读《韩滉传》,即围绕唐代欲复河黄而不能的问题汇集了与此有关的文献史料达十四种,在移录元白二家《西凉伎》后间下己意:「边镇诸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在基本史料齐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对同一史事的众说纷纭的史料「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即陈寅恪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里指出的:「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因杨树达以《论语》和孔子为研究对象,故陈寅恪所说的圣言、圣人、儒家经典,都可理解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