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建党98周年主题征文范文稿:生命是党给的我的舅父刘有福活了104岁,在世时他经常讲:“我的生命是党给的”。1935年2月,直罗湾战斗结束后,我腿部负了伤,部队又要出发,政委杨礼见我的伤口还没有好,又患了“伤寒病”,高烧40度,他决定留四个同志抬我走。我心情沉重地要求说:“就把我丢在附近老乡家吧。”政委严肃地说:“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伤员!”他说着摸摸我的额头,安慰说:“小鬼,别胡思乱想,你们在后边慢慢走吧。”这时,在我身边的指导员王东亮也嘱咐说:“听从政委安排,你们尽量快点跟上,别掉队太远了。”我正在发高烧,精神迷迷糊糊,再也没说什么,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看着他们离开。我躺在担架上,每天烧的不省人事,十几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只见4个担架员只剩下3人,有一个同志因为饥饿牺牲了。我清楚的记得,临出发时每人只有3斤炒麦,吃了10多天怎么忍受得了。现在只有3个担架员轮换抬着我,在茫茫无边的草地上行走着。一天傍晚,来到马矿山边,爬到半山腰,大家都感到累了,便停下来休息。刚刚坐下,有个同志忽然有气无力地翻了翻眼睛说:“同志,我不行啦,对不起,我不能继续……”话没说完就瘫倒在草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对不起”这句话,是应该我向他说的,可他……我心理一阵绞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另两个同志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劝慰地对我说:“不要太难过了,你放下心来,我们两个人,也一定要把你抬着找到部队。”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紧紧握着他俩的手,心里有千言万语表达不出的感激。我们继续爬山,越往上爬雾越浓,整个山岭陷入阴沉的迷雾中。这时,我感到象有块石头压在胸上,闷得我喘不过气来,同时也听到两位战友急促的喘气声,担架在不停地左摇右晃,看情形,他俩也是坚持不住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会吧!”他俩同意了,把担架放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我的伤口疼痛难忍,打开绷带一看,受伤的左腿溃烂面变大了,心想:这时要是有点药,不,哪怕是有点开水洗洗也好呀!一个战友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思,他两手强挺着身站起来说:“我去找点柴禾,用行军壶烧点开水给你洗洗。”他在附近东找西转的捡柴禾,我看他每次捡柴弯下腰,都是咬牙挺身,我心里像刀扎,实在不忍心再看他捡柴那么吃力的样子,几次劝阻,他都微笑着拒绝了。我后悔不该让他看到我的伤口。他捡的柴禾足够烧一壶开水了,不料,就在这时,他一头栽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他一声,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挺身爬过去,摸摸他的鼻子、嘴巴,呼吸没有了,我心里凉了半截,又一个战友为我牺牲了。只有两个人了,我们弄些石头和树枝,给这位牺牲的战友筑了个“坟墓”。本想写个牌子,实在是找不到东西写,我心里感到格外难过。连续三个战友为我倒下了,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不由自主的转过头,对身边仅有的一位战友说:“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战友弄迷惘了。他愣了一会,略有所悟地抖起精神说:“我叫刘宏柏,共产党员,是四川巴中人。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一个叫王洪才,一个叫万金山,一个叫朝天明。”说着,他用手拍拍胸脯,抖擞起精神说:“不要紧,我的身体可健实啦,还能顶一阵子。”他这样说,分明是为了安慰我。其实,他瘦得皮包骨,面色蜡黄,两眼深陷,嘴唇干裂得挂着血丝,二十多岁的人简直像个老头子。因为随身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哪能有好身体。这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