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
刘再复
创立独特的现代美学命题
如果以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互相连结作为我国现代美学史开始的标志,那么,这一历史,正好发端於上一世纪与这一世纪的交叉点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史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学史。
一九二三年,蔡元培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文章,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有西方的哲学不断东渐,但是,却缺乏中国人独创的哲学,因此,严格地说,“五十年来的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蔡元培是一个很宽容的学者,他的这一判断并非武断。这一估计,也可以包括美学(指狭义的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不是指美和体现为文学、艺术、人生中的美学思想)。
如果我们也采取蔡元培这种比较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那么,我们还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蔡元培一九二三年作了这一估计之後的後五十年,中国仍然缺乏独创性的美学。但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之後,这一情况有很大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状态的最杰出的贡献者,就是李泽厚。这裏,我们所指的只是狭义的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而不是带有美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和广义的美的观念,如果指後者,在本世纪中,如鲁迅,就具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说李泽厚是改变中国现代美学缺乏独创性状态的杰出贡献者,有一重要根据,就是他独创了一系列真正属於美学的、也真正属於现代中国的美学命题。
蔡元培断言近现代的中国基本上无哲学,如果使用“有”或“无”自己独创的哲学命题这一尺度,那么他的论断就可以成立。在那五十年中,中国哲学确实缺乏自己的哲学命题和阐释独创性命题的相应的概念、范畴系统。蔡元培作出这一论断後的几十年中,也同样有这种基本缺陷。
如果从这一角度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美学历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最有影响的几个基本美学命题,这就是:
王国维的“境界”命题;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题;
鲁迅介绍的厨川白村的“美是苦闷的象徵”命题;
周扬介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命题;
别林斯基的“典型”命题;
朱光潜介绍的克罗齐的“美是直觉”命题;
泰纳的“时代、种族、地域”三要素制约美的命题;
普列汉诺夫的“美是与潜在功利性相关”的命题。
王国维和蔡元培,一个受叔本华的影响,一个受康德的影响,一是悲观主义的消极的审美态度,一是乐观的积极的审美态度,尽管两人的思路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美学视为超越现实的自由境地
,都希望通过以对艺术的追求去实现人生的本体意义。由於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他们企图创造一种可以代替宗教的精神家园。这一美学意向是可取的。而且,他们提出的命题与中国传统的某些美学观相通。
在王国维、蔡元培以後,影响中国社会审美态度较大的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本世纪三十年代,他们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见解,并从普列汉诺夫的学说中获得文学乃是意识形态之一种的观念,这一观念又引申出审美具有不可回避的阶级性质的观念。但是,中国的美学传播者并没有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美学思想进行“解构”和提出属於自己的具有确切美学意义的命题。这之後,另一对中国的美学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命题。首先把这一命题郑重地加以介绍并在中国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周扬。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一文,对车尔尼雪大斯基的美学思想作了比较准确、比较具体的评述。在这之後,一九四二年,周扬翻译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取名《生活与美学》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书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依据了这本书的思想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思想。这裏,需要说明的,并不是周扬第一个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之前,早在本世纪的一九O二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有一篇题为《东欧女豪杰》(作者羽衣女士,本名罗普)的小说,就三次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译名为渣尼斜威忌或遮尼舍威忌)。而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瞿秋白旅俄期间所写的《俄国文学史》的第十九章(文学评论)中也开始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国内,一九二一年九月,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的号外,其中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沈泽民译的〈俄国的文学批评〉;一篇是署名“明心”写的〈俄罗斯文艺家录〉,都介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大批评家。一九三四年,鲁迅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节〈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由於“美是生活”的命题本是一个很有见解的命题,而且这一命题又适应处於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风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此,它很快地就广泛流行,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可惜,这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