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6 Summe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Lectures on Social Policy
24th -27th August 2006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超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韩国的经验(译者注:本文中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基本上等同于中文的“社会保障”,即广义的社会福利。)
Beyond East Asian Welfare Productivism: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
金渊明(Kim, Yeon-Myung)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
(Professor of Social Welfare, Chung-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摘要:
9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的韩国的福利发展,给东亚福利体制争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本文分析韩国国家福利的最新发展和市民社会主导的福利政治的出现,并主张韩国已进入福利国家的巩固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曾用于东亚社会福利研究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本文主张,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论不仅不能正确把握近年来的韩国福利的变化,而且在解释东亚社会政策方面已失去理论上的意义。
1990年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福利体制的改变之前,曾经有很多术语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特有的福利供给体制的特征。例如,“儒教福利国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Jones, 1993))、“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混合型”(Esping-Andersen, 1997)、“日本型福利国家”(Japan-focused welfare states (Goodman and Peng, 1996))等等。Ian Holliday (2000)提倡的“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以下简称PWC)也是其中之一。
尽管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1997-98年震撼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亚洲各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且对福利体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Marshall and Butzbach, 2003)。这种变化促使东亚社会福利研究者们重新考虑以往的东亚社会福利体制视角。例如,Kwon (2005a:19)在最近的论文中称韩国和台湾从“排斥型”的发展主义福利国家(the exclusive type of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转变为“融合型”(inclusive)的发展主义福利国家。
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亚洲各国之中,韩国改革和扩充国家福利的经验是最引人深思的(Ramesh, 2003; Lee, H., 2004)。经济危机之后的韩国福利改革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应(Mishra et al, 2004; Kim, Y., ed, 2002)。有些学者评价韩国福利改革显然是向西欧式福利国家的前进(Kuhnle, 2004; Ramesh, 2003; Kim, Y., 2001),而有些学者认为韩国福利改革是极其有限的,不能视为向西欧式福利国家转移的信号(Holliday, 2005; Tang, 2000)。其中,用PWC概念概括东亚社会政策的Holliday(2000, 2003),在分析经济危机后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最新福利变化时,把分析的焦点放在变化最大的韩国
(Holliday, 2005)。Holliday指出,韩国福利改革中虽然包括一些富有意义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本质上是非常局限的”,“显然具有生产主义因素”(productivist elements(Holliday, 2005:156))。即,Holliday主张,尽管韩国福利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变化并不具备“框架移动”( paradigm shift)的意义,因此韩国仍然属于PWC。
本文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分析PWC视角在解释和说明新兴工业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变化时所具有的问题。第二是强调PWC无助于理解韩国再分配型的、连带主义型福利国家的巩固。本文的重点是,批判用“生产主义理论”解释近年韩国国家福利的发展。
本文把分析的焦点放在PWC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PWC与“发展主义福利国家”(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或“儒教福利国家”等以往的东亚福利体制模型之间具有极其类似的假设与逻辑。这些以往的视角都过度强调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亚洲“发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