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二)生活背景以及谋生方式的变化小说《活着》中,福贵一家是生活在南方的农村,以种地为生,一生贫困。而电影《活着》福贵的生活背景变成了北方的小城镇,以唱皮影戏为生,虽不富裕,但至少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小说中,福贵被国名党带走后士兵争抢食物、大跃进期间凤霞和王四争抢地瓜、家珍拖病到娘家拿回一小袋米、凤霞被送人这一系列的情节让读者时时刻刻体味着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这就使小说以一种冷色调一贯到底,压抑、沉闷。其实皮影戏的引入为电影中福贵的形象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福贵的谋生方式由作佃户改为走南闯北唱皮影戏,出色地为整部影片牵出了一条线索,影片的时代背景也得以很好地凸显。先是作为地主家的公子哥赌博输了以后借唱皮影戏解闷自慰,其次是输光家产后用唱皮影戏维持生计,到后来被共军俘虏,在军营里给解放军唱戏作为军营里的娱乐活动,最后在大跃进时期又给村里人唱皮影戏作为慰劳,还有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烧掉了用了多年的皮影用具。皮影戏为我们打开了回忆历史的大门。张艺谋在影片中加入装皮影戏的木箱为道具,让它在片中几经风险,依然完好如初,演绎了他的人生信念:纵使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替会左右个人的命运,但家庭是岿然不动的。基于如此看法,电影《活着》的结尾是温馨而有希望的。(三)时代背景的转变在余华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