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01
王战: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探索/ 10
学术界聚焦新型城镇化/ 21
宋代的“城管”与拆迁/ 28
三个永远不忘
———一位退休老党员的“微党课”/ 32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合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共合肥市委讲师团
内部资料免费赠阅
重启改革议程
□吴敬琏
吴敬琏,195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
士生导师,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杂志主
编。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
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4-1992 年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
奖”。 2005 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 年被国际经济学会
(IEA)授予荣誉会长称号。
2013 年 6 月 8 日,吴敬琏做客安徽省“省直机关大讲堂”第二十二
讲,作了《重启改革议程》的专题报告。
在十八大前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往前走有着很激烈
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
都十分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1992 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
一轮经济改革。1993 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50 条”) 的行动纲领。从
1994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
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 20 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
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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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
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 3000 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
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
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
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
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
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
持 30 多年年均近 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
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
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
就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深水区”以后,在 21 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
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 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
去完善。
总之,存在“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
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
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
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
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
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
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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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
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
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 GDP 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
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