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一篇工运史领域的群众路线探析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虽然只是一个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于建党伊始即宣布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他们深知在中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以鲜明的群众观点和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新型作风从事革命活动。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这是群众路线在工运领域的充分体现。在随后的五卅运动中,群众路线的威力得以彰显。[1]124-125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内部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城市中心论者表现出了急躁的冒进情绪,他们在激进的策略驱使下将群众路线的实践引向了反面,强调‘一切经济斗争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并且从日常经济斗争中‘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2]。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的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究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因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受精英政治影响的革命者在实践当中执行了一条偏离当时中国国情的群众路线,导致了人民力量难以发挥应有的威力。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坚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不会像苏维埃俄国一样通过发动城市暴动就能够看见胜利的曙光,继而建立起新的政权,而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通过不断发动群众才能够最终获得胜利。为此,他们明确提出在当时城市已不具备开展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党的工作重点需要从城市转入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此,中共六大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迎接革命的高潮。所以中共六大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工人运动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为了实现这个基本任务,革命工会要注意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群众罢工时,要正确估计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提出可能达到的要求,采取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反对强迫罢工……的斗争方法[2]。 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3]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 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各项工作都要经过群众路线;[4]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策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5]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路线的理论雏形开始形成。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并于1932年1月1日起正式颁布实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以保障工人群众利益为目的的劳动法令,它使工人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主人公的地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革命在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过程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党的群众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观点和论断,诸如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必须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的思想;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有深刻注意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代表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6]。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我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者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地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几个主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2]为此他们强调扩大赤色工会组织,退出黄色工会。针对王明等人的错误,刘少奇连续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1931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和报告。他指出,这一时期工人的斗争还是防御的性质,主张从实际出发,从工人切身利益出发,把黄色工会的领袖和群众分开,在斗争中既要严厉对待黄色工会领袖的破坏,又要与他们的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些观点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党在争取工人阶级中不同阶层的群众时灵活运用了群众路线,它是在革命事业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开展群众工作所采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从各自工作的实际出发,就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领导群众的方式与工作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为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后,为了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条件下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