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前言 1958年,我在中国呆了半年,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到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并使我渴望对那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然而我不久就逐渐感到,虽然我比许多就此议题撰写过著作的人更具有资格,但仅凭对那一国家如此短时间的接触就着手这样一项工程,实属鲁莽、胆大之举。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对中华文明态度之历史这一更宽广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题应当对任何关心向西方阐释中国的人都具有意义,哪怕仅仅能帮助他廓清某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也好。但进行这种研究需涉猎的相关原始资料无边无际,因而我在阅读时不得不作谨慎选择。我不得不斗胆进入许多与我所从事的汉学相距甚远的学术领域。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尝试利用新近的、可靠的权威著作,而不愿打扰难得空闲的朋友和同事们,因此我必须对书中不准确和误解之处负全部责任。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对使用“欧洲”还是使用“西方”一词踌躇再三。最后我决定不用使人产生误解的“西方”这一术语,但选择“欧洲”一词并无意把北美、澳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与欧洲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地区排除在外。撰写这样一部书,必然要引用许多作家的著作。在选择引文时,我通常选中那些显然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但有时也引用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们最有助于阐明我的观点。很不幸,为了表明我所讨论的对中国的误解的普遍存在,我不得不从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找出它们来,而这些著作一般均是为我所赞羡不已的。我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我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因而,如果说我有时似乎对汉学巨擘们吹毛求疵,而不是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伟大,那是我所从事的主题使然。为了保持行文的连续,以免读者分心,我把注释放在了书末译文中脚注系由译者所加。作者原注释在书末。。考虑到有些读者希望进一步探究这一课题,我在注释中提出了一些供人们进一步阅读时参考的建议。这些建议面对的主要是一般读者,因为如今现成的可以为专家利用的书目材料很多。至于严肃的研究人员,我提供了书中所引用资料的出处,因为我深知缺少这些东西是何等的乏味和枯燥。在附录中我还以更大的篇幅选录了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字,这样,读者不仅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华文明态度这一大合唱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欣赏到他们单个人的独唱。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 1958年春季的一天,在广州至北京的快车上,一位乘客正起劲地谈论着新中国的奇迹。这是他在这一国度的第一天。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看到一个又一个篮球场,他用手不停地指点着,激动不已。导游与其同行一样,很高兴地向他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以证明解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统计资料详细描述了全国各地篮球场的数量,引起了这位乘客的极大兴趣。在他心目中,篮球场是表明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准。就在同一年,一位英者和政治评论家也访问了中国。当然,他笃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的权利以及英国人珍视的其他各种价值观念。他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回国后他著文告诉读者,称他向中国人问了各种各样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权及与类似观念相关的问题
,但从未能得到令人满意和直截了当的回答。因而,中国“状况不好”。上述两种看法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观感,在更大程度上不如说是陈述者的一己之见。他们的陈述与其说是描述性的,不如说是自传性的。这两位先生中,前者后来成为国际篮球协会的一位官员,后者十分热衷于欧洲政治事务,以致未能向其中国主人提问出一些明智而有趣的问题。毋庸置疑,他也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的材料,但他可能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和厌烦,而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往往看上去像英国人眼中的板球得分表那样迷人有趣。这两位人物都是夸张的卡通式人物,但他们与实情是否相距甚远呢?不,相距不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与他们相像,因为我们对中国(或任何其他文明)的反应,部分受到当地客观情况的制约,部分受到自身兴趣、观念及潜意识需要的制约。对中国和中国人形成任何看法的任何人都是如此。结果,欧洲与中国关系史极为仰赖欧洲人对这一中央王国观念的本性,而这些观念的改变不仅与中国自身的变化有关,也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这些发展既向欧洲人提供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比较基点,又造成了特定时期中国观念有助于满足其自身不断变更的需求和愿望。因而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