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历史的坏脾气》军阀有性格“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多数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样足得吓人。好像后面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种精神象征。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铁石,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做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
;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让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一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带的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上还有一张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做事不那么***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效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体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后,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是用水龙头洗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自己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