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 使命“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当前,在国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现代化”是一个更为普遍使用的主题词。这一叙事版本将“当代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这一进程的主线,而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则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的、最终由经济决定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 “双重变奏曲”(李泽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宗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 “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更大的包容性。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大共识,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方法论学术方法的基本要义是遵循规范、注重实证。规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目标、界定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设定假设条件、寻找影响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选择最优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演绎过程。实证研究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它根据研究对象在现实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