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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分析框架,从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等方面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中国及地区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投资环境国际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
一、投资环境的界定
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政策,也涉及制度框架,以及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简单来说,投资环境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宏观环境,指的是经济、政治的稳定性,包括财政金融、外汇外贸政策。宏观稳定性强,投资环境就好;二是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法规的框架问题、效率问题。就企业来说,它涉及的内容包括市场的进入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金融与税收执行效率、政策透明度,以及各项环保、安全、健康等规定的执行情况。问题不是要不要有这些规章,而是在设计规章时能不能把监管与激励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能不能避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的出现,能不能做到有助于公众利益、易于实施而不会滋生***和干扰;三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包括硬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如电力的供应、交通运输、电讯、银行服务。一般来说,宏观政策比较稳定、制度环境比较健全、基础设施条件好的,投资环境就好些,吸引的投资就多,投资的效益就好,而且还能带动更多的投资。我们讲投资环境的好坏,不能单纯看投资额多少。投资额高,并不一定就代表投资环境好。在有些情况下,投资是靠政策的倾斜、或减免税等措施实现的,这种情况可能一时奏效,但从长远来看不一定效果就好。伊思特利(Easterly)最近进行经济增长研究时发现,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出入意外地低,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创造了更强的竞争力,是否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投资环境关系到政府的宏观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制度框架,关系到企业的微观行为,也关系到基础设施。要改善投资环境,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二、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的,如果把中国的省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来看,那么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二十个地区全都在中国。中国的快速增长不仅反映在GDP方面,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效果。以摆脱绝对收入贫困的人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无疑是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以官方的收入贫困线作为计算标准,1978年(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至3400万。其中一半左右在1978-1985年间实现了脱贫。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除了收入增长之外,中国的人口发展指标也大幅度改善。同时,中国的成就还反映在许多结构性指标的变化上。自1982年到2000年,15-%%.正如其他的东亚国家一样,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率。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和服务部门,人们也从农村涌向城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9%下降到2000年50%.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36%.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增长大部分由私人投资带动。199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7%,而在1
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根本不存在私人投资。中国经济重心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与其经济开放紧密相关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4%,增长了三倍多。中国还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了GDP的5%,巴西为4%,墨西哥为2%,印度还不到1%.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投资环境较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优势,如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等。下面我们按一定的投资环境衡量标准,从八个方面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具体分析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它们包括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治理结构、基础设施、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等。
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行了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增长。中国的通胀率一直很低,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当然,根据经济学家巴罗(Barro)的观点,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可能没有太大的害处,但是低通货膨胀往往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了很大加强。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