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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

中国哲学可以被视为基于修身的洞见而形成的思想。埃提恩纳·巴拉兹(Etienne Balazs)断言,所有中国哲学都是社会哲学,即使中国思想家们专注于形上思考,但他们迟早会回到当下世界的实际问题。①对于具体生活领域的关怀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思想界特别关注涉及人类境况的社会层面,以致于群体的观念优先于个体自我的概念。人类学研究对于中国人的耻感与西方人的罪感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即外在的社会评价而非内在的心理约束界定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社会学文献中普遍记载的“要面子”的技巧是理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管钥,这也突出了中国人在伦理上是以外在境况为中心的。
遵循这一思路,便不难想象中国哲人何以既不关心超越的对象,也不关心内在心灵。他们对于造物主、宇宙生成、上帝存在一类终极实在的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究心于意识、自我、道德抉择一类精神问题。确实,作为社会哲学的中国哲学仅仅只沉浸在行为正确、家庭和谐、政治有序、天下太平这些问题之中。甚至是那些强调自我美感经验的思绪,也都被密切联系于高度礼仪化的人际关系世界。事实上,按照意识反映并且批评社会及其固有的社会学这一观点,作为社会约束之解放的自发精神应该受到赞许。
包容的人文主义
然而,为许多人所持有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这种见解是有严重缺陷的。尽管这种见解给出了通常感受到的中国思想的轮廓,但却并未把握界定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轨迹的基本理据和实际进程。陈荣捷指出了中国哲学的更易于理解的特征: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特征,那就是人文主义----不是否定或轻忽至上权威的人文主义,而是申明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人文主义自其历史的发端便主导着中国思想。
②
注意到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完全不同于作为现代西方启蒙心态之显著特征的世俗人文主义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人文主义诞生于对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与自然主义的彻底决裂,它是世俗化的产物。与之相对,中国人文主义倾向于在全面整合的观念中包容精神与自然的层面,这种观念将人性及其功能内在于宇宙之中。
以人文主义而非社会学为其特点的中国哲学之极致,在于广泛涵纳美感、宗教、形上学以及伦理、历史和政治洞察力的可能性,由此型塑了中国思想的外在表现。这种综合的而非归约的方式更能把握中国思想的实质,因为并非思维的推演而是历史与社会的演进,才是作为中国哲学之特征的人文主义自然发生的助缘。
中国哲学的发端并不以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神话和宗教相决裂进而导向理性思维为标志,而是以天命与人德交互影响一类的道德论说为标志。正如前儒家时代的经典《诗经·周颂》所载,公元前12世纪的周代文明的兴起乃是德行的结果:
率见昭考
以孝以享,
以介眉寿,
永言保之,
思皇多祜。③
为着与天命保持和谐并寻求福祉而修养德行的观念为修身提供了根源性隐喻。
作为精神追求的哲学:孔子
修身观念中蕴涵的宗教诉求与知性思考浑融不分的情况,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性质具有深远意义。与纯粹的思辨活动不同,中国哲学是一种指向人的发展的精神训练。那种毫不关注日常生活实践的抽象理论被拒斥于恰当的心灵生活范畴之外。在“天人合一”观念中,思想必须以人的具体生活状况为基础实在是一项硬性规定,基于这一观念,人通过自我努力,可能充分尽性,从而参赞大化流行。
孔子对于他的生命历程的精炼表述,作为一个范例,说明了修身在其学****的每一阶段的重要作用: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④
孔子以十五岁作为其精神旅途之发端表明,心志的抉择规定了他的生命指向;从给定条件和意志转变范围觉悟的标志在于学****只有当一个人决定通过自我努力去学****的时候,有意义的生活方才开始。脚踏实地以及适当定位的能力意味着进行内在的自我修养必须涉及社会层面。然而,尽管学会明智必然要求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加以内化,但内在的自知力却并不依赖于外在强加的标准。确实,当人免于迷惑的困扰之后,就会获得深度的自我意识,进而引发深远的方向感。
五十之年的超越层面取代这位“人文主义者”最初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而给出了对于人的状况的全新洞识。天命引发的意义具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它表明一种随着年岁增长而必然获具的对于结构局限的批判的(如果不是悲剧的)意识;同时它也表征了自我意识中的超越的突破。前者表明,由于我们只不过是人,终不免于一死,所以生命是有限的。正如孔子所说,知所不知是为智;我们可以推论,充分承担所不能承担者是为勇。那么,“超越的突破”意味着,尽管我们存在着局限性,但我们作为人所从事者以及所成就者均具有宇宙论的意义。
有意突出听觉而不是视觉能力来描述孔子六十岁年龄段的修身之道是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