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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功能
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君主制”(我们可以将这一特殊的制度范型加以一般化,从而视之为“制度”)被视为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防止社会落入自然状态的重要手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考察中世纪欧洲土地和王位的“长男继承法”以及“限嗣继承法”的起因,认为“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为避免强邻的侵蚀吞并,不便于将地产和国土分割继承。他还在对农奴制、分佃农制和长期租地权保护法的考察中指出,这些制度“所起的促进英格兰伟大光荣的作用,也许比为商业而订立的所有各种夸大条例所起的作用还要大的多。”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结构变化(政教分离、分封体制以及城邦制度兴起)的考察指出,精神因素尤其是价值观念对制度演化具有巨大的作用。他强调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意义。韦伯分析的一个贡献是:既定的社会习俗、惯例和制度对于此后的制度演化方向具有决定意义;而在后续时间上继起的演化过程中,精神因素对于社会发展、制度演化并不是毫无作用的,相反,它可能是个先导作用,并可能是制度演化的重要动力。
较为独特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将社会制度视为特定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在马克思的制度理念中,制度既是特定时期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性框架,也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而推动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制度演化过程的主体则是阶级,而制度演化的主要手段则是阶级斗争。道格拉斯
·诺斯曾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就制度的功能解释来看,诺斯认为,“在历史上,人类制度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秩序,以及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并为经济行为的绩效提供激励(1991)”。“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可能往往伴随着欺诈、逃避责任、盗窃、袭击和谋杀(1981:11)”,而一种能有效约束人们反道德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则能对以上现象形成约束,从而使人们的行为面临更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使预期的稳定性和行为的可辨别性得到改善。(1950:104)则将制度功能描述为,是从利益冲突中产生“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并创造“预期保障”。类似地,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67:347)则认为,制度提供“解决跟资源稀缺有关的社会问题”以及相关利益冲突的方式,制度“帮助人们形成那种在他与别人的交易中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
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后制度主义者,在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替代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规则人”假设。他们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并非要追求理性最大,相反,其行为多数按照既定的规则和制度行事。他们强调了社会知识存量的增长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这一动力的作用机理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与现行制度体系内的价值观念结构之间的冲突、协调、兼容等关系决定了制度变迁的不同方式和方向。
哈耶克(1973)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在世界上行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世界将充满无知和不确定性。米契尔(1910)则指出,制度使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可预见性。此外,在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的基础上,博弈论经济学家们(刘易斯,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