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电影柏林墙管理论文柏林墙建造于1961年,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90年被拆除,两德重归统一。柏林墙的拆除,作为东欧剧变中的一个象征事件,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新世纪以来,不少德国电影都涉及到了这一事件,主要表现对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解,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对新的世界秩序与文明观的理解,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因此值得做出分析。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