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
周建忠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内容摘要] 应该利用楚简、秦简、汉简、帛书帛画、青铜器及铭文等出土文献研究屈原与《楚辞》。楚辞学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往往零碎的、局部的、辅助性的,大部分局限于字词训诂层面,少数涉及到作品层面,而作家层面尚未涉及。而通过考古研究,可以追溯屈氏家族与楚王族的关系,探索屈原家族传统与思想渊源;可以论定屈原生平三大环节:从政、放逐、沉江的真实性;通过屈原与《楚辞》的参与和“援助”,推进“楚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出土文献考古实证作家研究
一、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呼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迎来了中国简牍帛书大发现的第二次高潮,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震惊了中外学术界,也迎来了国学研究的新时代。有的学者称,二十世纪的国学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遗书的天下,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则是简牍帛书的天下[1]。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二十世纪发掘出土的简帛总数已超过20万枚,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应运而生[2]。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述,“7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大量古籍,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已超过孔壁、汲冢,在短期是不可能全部理解消化的。可以断言的是,这些新发现一定会对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有的方面或许是今天难以估量的[3](-4)。”饶宗颐先生在2001年11月指出,出土简册的丰富,预示着二十一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4]。2004年初,《学术月刊》社、《文汇读书周报》社联袂发起“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从三十五个候选题中选定十个选题,其中“新发现简牍文献的解读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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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建忠(1955-),男,江苏靖江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楚辞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ZW037)
名列第七,评选者介绍说:学者们从考古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字学等不同学科,运用“二重证据法”,对简牍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对简牍资料一般的笺注、解读到对其进行各别不同的研究,是本年度简牍文献研究的基本特点[5]。
李学勤先生强调,“简帛佚籍的发现,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等学科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以为其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研究[6]()。”“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7]()。”
毫无疑义,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对整个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史的冲击与影响,都是非常强大乃至难以估量的。而与楚文化、古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比较密切的楚辞学而言,其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
(一)出土简帛具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
李学勤先生为此撰写过三篇论文:《新出简帛与楚文化》[8]、《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9]、《简帛与楚文化》[10](-27)。李先生指出:在已出土的简帛中,战国的都属于楚国,即使是秦汉简帛,多数出土地点也是在原来楚国的领域之内。秦简的发现地——湖北云梦,战国时属于安陆,是楚国北部的要地。湖南长沙和安徽阜阳是楚国的腹心地区。山东临沂地区则是在楚灭越以后划入楚国版图的。这些出有简帛的墓葬,从考古学看也都带有显著的“楚文化”的影响痕迹。
即使是占领楚地的秦人,也不能不受“楚文化”的浸润影响。睡虎地竹简的主人是秦人官吏。有证据表明,睡虎地的秦墓埋葬的可能都是秦人而不是楚地的土著。但是,竹简中的《日书》实际集中体现的是楚国的传统信仰,反映了楚人尊尚巫鬼的****俗。为了秦人能够按照楚人的方法选择吉利的时日,在《日书》里还专门附有一份秦楚两国月名的对照表。
马王堆帛书有不少是楚国人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的特点。《五十二病方》是楚人辑集的,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五十二病方》卷前的医学理论文字是《内经》的来源之一,《内经》可能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楚国的作品。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出于楚国。《老子》的作者是楚苦县人,早见于《史记》。考察《老子》、《黄帝四经》,其思想内容与风格近于《国语
·越语》、《文子》、《鹖冠子》、《淮南子》,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
(二)扩大了屈原与楚辞的作品系列。
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