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元嘉七言古诗诗体的成熟兼论七古艺术形式的演进[1]论元嘉七言古诗诗体的成熟———兼论七古艺术形式的演进戴建业本文不同意学界将七古艺术形式的成熟期定在南朝梁代或初唐的论断,认为七言古诗成熟于刘宋元嘉时期。首先,元嘉七古打破了柏梁体整饬的齐言句式和句句押韵且只押平声韵的格局,创造了一种声调和句式都较为灵活自如的新型七言诗体,七古的韵式和句式在元嘉已经基本定型;其次,元嘉七古极大地丰富了七言古诗的表现手法,扩展了这种诗体的艺术潜力,开拓了这一诗体的表现题材,形成了最适合于这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因而元嘉七言古诗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已臻于成熟,并为后来七古的繁荣与艺术形式的演进奠定了基础。胡应麟在论述七言古诗的发展时说:“七言古乐府外,歌行可法者,汉《四愁》,魏《燕歌》,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晋《白纻》。宋、齐诸子,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乃有长篇,陈、隋浸盛,婉丽相矜。”?这一判断项目(01JA75011-44054)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粗略统计,南朝齐诗坛上的确“殊寡七《元嘉诗歌研究》的阶段字”,七言诗加上断句也不过四五首,可是刘宋现保存完整的七言歌行已有51首之多(包括七性成果言杂诗),除少于梁代的86首之外,远远超过陈代的43首和隋代的18首。即使六朝七古数量较多的梁代也没有产生像鲍照这样的七言歌行名家,除鲍照外,宋代诗坛名家如谢灵运、谢庄、谢惠连、汤惠休等都或多或少创作过七言歌行,七言诗与五言诗的比例宋代也绝对高于梁代。在整个南北朝七古的创作中,既不能说“陈、隋浸盛”,更不能说刘宋“殊寡七字”,相反宋元嘉时期是七言古诗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文体本身讲,七言古诗艺术形式至元嘉才臻于成熟;从诗歌发展史讲,元嘉七言古诗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诚如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所说:“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柞棫初拔,即开夷庚,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自明远来,皆荑稗而已。”?一、从单一韵式到因情转韵《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云:“《东方朔别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王夫之:《古诗评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61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诗。?七言诗自此始也。”?七言诗是否始于这首《柏梁诗》尚存争议,而且这首由武帝和大臣们七嘴八舌拼凑而成的26句七言诗,从艺术上看也“殊不成章”,连惟古是尚的胡应麟也嫌它“兴寄无存”?。但它在形式上满足了七言诗的条件,每句都由七言构成,句句押韵且一韵到底,在节奏上也都是上四下三,后来人们将这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称为“柏梁体”。从西汉的《柏梁诗》至东晋末近六百年时间,七言的用韵和表现手法没有根本的突破,尽管产生了像曹丕《燕歌行》那样出自一人之手的“纯粹七言古诗”,尽管它达到了“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艺术效果?,但在体式上《燕歌行》二首还是典型的“柏梁体”,和《柏梁诗》一样每句用韵,押平声韵并一韵到底。由于全诗每句用韵,所以诗歌无须凑成偶数句子,《燕歌行》其一共15句,其二共13句。这种韵式使它的用韵受到很多限制,也容易造成声韵的重复单调。诗人们虽偶尔写作七言诗,但并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也没有发现七言诗艺术上的表现潜力,比起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来,七言诗的用韵和表现手法都比较幼稚单调,七言诗的诗人与诗作更显得寂寥。连仿作七言诗的诗人也轻视七言诗,如西晋傅玄在《拟四愁诗》的小序中说:“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将七言诗看成“小而俗”的东西,恐怕不是傅玄一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文人的公论。直至东晋上流社会的文人还不知道七言诗为何物,《世说新语?排调》载:“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王子猷回答的这两句出自楚辞《卜居》中的成句,无论是句型还是节奏,都不能说是七言诗。虽然是调侃一类的“排调”,由此也可看出东晋文人对七言诗的隔膜与生疏。对什么是七言诗尚且说不出子丑寅卯,自然就不会有兴趣去写七言诗,更不会写出好的七言诗来。元嘉诗人登上诗坛后,七言诗表现手法的种种局限才得以克服,这一诗体在艺术形式上才逐渐走向成熟。元嘉诗人对七言诗的主要贡献,首先就表现在打破了柏梁体严格整齐的齐言句式,和句句押韵且只押平声韵的格局,创造了一种声调和句式都较为灵活自如的新型七言诗体。七言诗产生的时间与五言诗同时甚至略早,可汉代五言乐府诗在艺术上很快走向成熟,并产生了像《孔雀东南飞》的这样的长篇巨制,东汉后期文人就写出了被誉为“一字千金”的五言杰作《古诗十九首》,而直到东晋许多文人还不知道“何为七言诗”。为什么七言诗的“发育”如此迟缓呢?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也很复杂,可能是“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