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基于日本中越沖地震灾害志愿者中心的实证分析 引言    从世界范围看,近年巨灾频频发生,其应对往往超过包括政府等个别组织的应对界限,因此多种多样的志愿者组织“作为灾害应对主体,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要”。[1](P351)汶川地震中,志愿者第一次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力量,通过很多创新性的方式参与到巨灾应对中。“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紧急救援,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300万人,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2]汶川地震后(2009年5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总则第8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志愿者参加防震减灾活动”。玉树地震后,很多志愿者组织根据汶川抗震救灾的经验,在玉树开展了灾后支援活动。    在中国,大灾之后志愿者活动日益受到关注,同时,伴随志愿者活动的展开,现实提出一系列问题,即在灾害救助中志愿者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何种条件下志愿者的作用能够最大化?本文以日本中越沖地震为例,探讨如上问题,明确如何使这种民间的自发活动,不仅停留在一次性的大灾应对上,而是使其能够有序地转化为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    一、分析概念    从系统论的角度,“灾害通常可以考虑为,一个社会系统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紧急社会系统启动,以及向日常社会系统恢复的过程。”[3](P129-148)从组织的角度,据Drabek和McEntire的梳理,1984年后15年间,“对创新型行为和[组织间]([]内为作者所加,下同)调节进行研究是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重点”。[4](P197-224)    近年,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自助·共助·公助”的讨论日渐受到关注,虽然在防灾减灾中“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强,但是企业或个人、地区应该担当的作用也不少,自助·共助·公助的角色分担和他们之间如何合作成为课题”。[5](P204-210)根据高成梨子的总结:“‘公助’是指国家或都道府县、市町村、行政机关等公共机关实施的救助、救援活动。‘共助’是由邻里、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实施的互相帮助·救援的活动。‘自助’即自己保护自己或家人的活动。”[6](P86)    由于既有研究对紧急社会系统中的“自助·共助·公助”研究不足,本研究重新定义紧急支援系统中的“自助·共助·公助”。紧急支援系统中支持“自助”活动的社会系统称为“自助系统”,支持整个“共助”活动的社会系统为“共助支援系统”,支持“公助”活动的叫“公助支援系统”。“自助系统”的主体限定为受灾者本人或家人、亲戚和友人,“共助支援系统”的主体因社会不同,有社区、宗教组织、社团组织、志愿者团体等。本研究把各个级别的政府支援统称为“公助支援”。    在考察灾后志愿者服务的作用时,必须认识到“通常行政机构不是灾害一发生马上就能够应对的”[7](P220),本文提出共助支援系统制度化的概念,重点围绕有关志愿者服务的制度化进行讨论。在此,共助支援系统的制度化指相关的共助支援的规则制定及完善,一个社会共助支援系统制度化的能力,关乎这个社会的灾害应对是一次性的,还是能够把一次性的灾害应对内化为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化的力量既来自志愿者领域,也来自政府。    本研究选取发生在2007年7月16日的中越沖地震,关注临时性的志愿者组织调节机构——灾后志愿者中心的成立、运行,通过描述灾害志愿者中心的作用,探讨灾后志愿者服务的有序及其制度化如何可能。    二、中越沖地震受灾情况    ,震源地下17公里,柏崎市、长冈市、長岡市、刈羽村均观察到烈度6度强的地震。中越沖地震死亡15人,轻重伤员2315人,长冈市、柏崎市、小千谷市、上越市、出云崎町、刈羽村等市町村在地震后启动了灾害救助法。①    中越沖地震受灾的特征在于死伤人数不大,但是受灾额大。中越沖地震的受灾额在2007年世界范围内最高,达到125亿美元。②而且在震源地距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厂23公里近海处,最大观测到烈度6度多。由于地震,原子能发电厂3号机组变压器起火,6号机组使用过的燃料池溢水,含微量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流入日本海。③其后,原子能发电厂停运,柏崎市是一个人口9万余人的地方城市,财政收入2成来源于核电厂;刈羽村人口5000余人,财政收入5成来源于核电厂,并且核电厂为当地解决了6000余人的就业。由于两市/村的财政结构,导致其财政收入都受到影响。这次地震的加速度峰值达到680加仑,。由于中越沖地震,世界范围内开始重新评估核电厂自然灾害对策。④同时,位于柏崎市的理研汽车配件厂,在地震中受灾导致汽车生产受到影响,因为理研的汽车发动机用活塞环占日本国内市场份额50%多,受地震影响柏崎工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