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0世纪后半叶史学社会功能探讨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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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问题是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重要的问题,建国以来,大批史学工作者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更加理性地、明晰地探讨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及其表现形式,这其间虽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而又坎坷的历程,但是每一阶段的深入探讨都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就,并为后人开拓了充分的思维空间和探讨领域。有鉴于此,回顾和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对史学社会功能探讨的得与失,颇有裨益:其一,是对史学遗产的必要总结;其二,是促进史学科学化进程,完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步;其三,是使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进而服务于社会的有益探索。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史学功能实现的途径方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类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
“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学提出更高水准的要求。假如继续沿用那种简单、生硬的历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务于现实,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史学家在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情况下,对那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比附方法深感忧虑。他们认识到,这种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响着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前途。然而,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却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在中国的史学界贯彻着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毛泽东注重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屡屡提到历史对于现实的作用,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历史学界阐述历史学之社会功能及其发挥途径的主要理论根据。随着政治领域内“极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膨胀,它使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向畸形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史学研究中的
“厚今薄古”,要求史学研究能顺应当时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以满足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即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发挥,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事态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嚣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纷纭而出,认为史学应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是无须计较的。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别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这是错误的。翦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精神的”,但“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进古代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第三,历史学为政治服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
”。[3]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贯彻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对于今天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史学界在史学功能认识上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争鸣也是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进行,从而保证了史学按照自身的规律正常发展。总结争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不同史学观念的指引下,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其结果完全不同。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