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2月30日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冯天瑜
主讲人简介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简介
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 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
,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玉体、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理学”译哲学,“玄学”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译经济学,“名学”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