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朱孟楠1朱孟楠(1963--),男,福建尤溪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系主任。公开发表论文140多篇,研究成果获部级、省市级20多项奖励。
郭春松2郭春松(1971--),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9项奖励。
摘要:中国金融体制演化的一般逻辑是局部均衡式下的制度变迁,这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当前,我国多数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下,资本金补充渠道不足,在业务发展上还受到单一城市制的限制。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实施改造重组,加强联合,逐步提高自身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改变生存现状的必然选择。
城市商业银行的出现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它们对形成金融业的多元产权竞争主体,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面对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压力,它们的生存空间又在何方?它们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又该如何呢?本文试图从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视角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金融体制变迁的一般逻辑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
按照诺斯的解释,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基础性制度的变迁,二是次级制度的变迁(N orth,D.,1971 )。前者可称为法律制度或正规规则的变迁,后者可称为合约方式或非正规规则的变迁(道格拉斯·诺斯,1994)。前一种变迁方式的实现主要是采用公共选择的方式,而后一种变迁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其实,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方式。一般均衡的制度变迁往往与正规规则变迁相联系,而非正规规则变迁则与局部均衡方式相联系。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的实现需要不同的前提条件。
第一,一般均衡式的制度变迁
这种变迁模式是对制度结构的修改或变动。首先,它需要得到权力中心、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体的允许。无疑、无异议或一致同意是这种变迁方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其次,正规规则的制度变迁还受到外部性和“搭便车”的制约。制度创新不能获得任何法律保护,很容易被其他群体(个人)模仿,这使得创新者的成本内在化而收益却难以完全内在化,即创新者获得的内在收益少于社会收益。结果,正规规则的供给将少于社会的最佳需求量。再次,制度供给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制度偏好序来决定制度的更换。“制度偏好序”是指个人根据自己对各种现存制度的偏好强弱而进行的一种排序,它取决于意识形态和对现存制度的基础度的看法。如果权力中心认为所有制是现存制度中最关键的、最基础的制度,那么,它就不会轻易改变这种制度,而希望通过保留这种“核心”的制度来更改“外围
”制度。所以,采用一般均衡的方式变迁制度,特别是基础法律制度,往往由于一致同意而陷入“一致同意的陷阱”(盛洪,1997),而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容易出现路径“锁住”问题,结果,一般均衡式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可能。
就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来看,金融体制的一般均衡式改革就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休克疗法”,整体性地进行市场化改造。一般均衡式的改革需要无异议或一致同意作为前提条件。这样,国有银行的整体的市场化改造就需要与国有银行有关的利益各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一致同意作为其前提条件。体制变革以来,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下降,又要支付巨额的改革成本,再者,国民收入向居民倾斜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剩余,那么,扩张国有金融产权边界,控制货币化收益和金融剩余就成为中央政府合乎逻辑的行动。所以,体制变迁不是弱化而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国有银行中的利益。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央政府的担保,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通过国有银行转换成国家的宏观负债,由不良债权所导致的巨大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使中央政府面临着过高的退出成本,进退两难。如果退出,将极可能遭遇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造成经济动荡。同时,由于“大而不倒”观念的影响,国有银行自身的改革积极性也不高涨,这样,采用公共选择的一般均衡的方式来求解金融市场化的方案是不可能的。
第二,局部均衡式的制度变迁
如果采用局部均衡的方式进行次级制度的变迁,由于不存在外部性,也不需要一致同意,所以不会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也不会出现“锁住”问题。因为,通过市场进行局部均衡式的制度变迁,可以在没有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只要一个人与其他人所进行的交易或两两交易不对其他人构成“伤害”,这种交易方式的改变就是制度的创新。而且,利用局部均衡的方式进行制度变迁还具有导出市场均衡价格的功能。因为两两交易所产生的价格信息为潜在的交易提供了参考。随着两两交易的增多,信息量就越来越大,并且传播给后续的交易者。当同类产品的交易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