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高度的概括。30年来,人们在实践观念上的歧见,充分反映了实践观念的现代性意蕴。什么是实践?实践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些学术问题往往被转换成社会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的种理论,在它的表述中,实践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更是一种典型的实践哲学,它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根本点就在于诠释当真理随实践的展开日益向我们的生活世界融人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就自然映现出历史真理的真相。诚然,实践的深刻一方面使中国逐步打开了一条现代化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使众多的社会矛盾逐步显现出来,如人与自然的紧张状况,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富差别,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制度的公正等。围绕着诸如此类的社会矛盾,“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人们开始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启蒙与反启蒙开始纠缠在起,构成中国思想的又一道壮观的风景****惯上,学界把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运动称为“新启蒙”,以区别于“五四”启蒙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对现代性的渴慕催生了“新启蒙”,“新启蒙”则转而诉求文化的现代化,企图避开敏感的体制改革话题,借助文化话语的方式,开辟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带有明显的“文化化约论”甚至是“文化决定论”的倾向。但是,“新启蒙”为现代性实践观念和实践真理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新启蒙”既有对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肯定,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因而构成了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上世纪9o年代的反启蒙源于“新启蒙”,却将“新启蒙”的知识前提作为反思的对象,在它的理论观照下,现代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价值选择,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必须接受来自实践真理的审判,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启蒙与反启蒙是自己反对自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的悖论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的错位中进行的,许多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改革的对象恰恰是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保持理性的克制,必须冷静地审视世界,冷静地批判我们的思维中那些****惯性的力量,以使它时刻处于可以不断释放张力的紧张状态。从对何为真理,何为真理标准的分析,到对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主体与价值的考察,再到对现代性的基于中国实践背景的多维视野的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早已不再局限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的论题本身,也不再局限于在思想体制内部来寻找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实践观念的普及与现代性的自我完善固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大成果,但真正能够表征其历史进步意义的是人的发现,这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活跃于人心的精神源泉;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以人为本”以及在现实中使人摆脱物的异化逻辑的束缚,通过历史的生成达致社会的和谐,这才是现代性的正确方向。“观念的较量”是人类社会精神进步的推动力,这意味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国现代化的征途中将是一场持久的思想竞技,其象征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把真理的话语权交还给理论本身,而且还延伸并深入到实践之中,改革开放就是社会发展之真理的自我呈现过程。(责任编辑:张文刚)实践标准的历史维度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