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论文,哲学论文论文,论文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里达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治、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著作,其中《马克思的幽灵》(1993)、《友爱政治学》(1994)、《赐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动》(2001)尤其令人瞩目。这位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哲学家,重新成为欧美学术界的焦点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似乎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少学者将这一变化称为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向?德里达的“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续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达和晚期德里达之间是什么关系?解构主义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将着重讨论后面几个问题。长期以来,解构主义一直面临着双重误解,处境尴尬。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德里达过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风暴”前后,在许多左倾知识分子或者走上街头,以行动与体制抗争,或者在著作中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时,德里达给人的形象却是一位安坐书斋、专心拆解文本的学究,因而受到同辈的指责。后来,由于美国耶鲁学派影响巨大,解构主义更日渐成为一种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无关的、游戏式的文本批评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将德里达视为一位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理想为敌的危险分子,认为他缺乏正面的社会关怀,只会通过文字游戏破坏欧美精神大厦的根基。因此从诞生之日起,解构主义就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敌意,围绕保罗•迪•曼的争辩1和1992年的剑桥风波2都是这种敌意的集中体现。德里达曾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努力澄清人们的误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论的策略却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弃解构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促使德里达拓宽研究领域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许是为了保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美国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传播解构主义的同时,也遮蔽了解构主义的真实面目。从哲学生涯的最开始,德里达就抱有宏大的关怀,文字和文本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当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纷纷从解构主义中汲取营养、自立门户的时候,解构主义本身却被当作过时的文本理论被人淡忘了。自新历史主义流派兴起以来,对孤立文本、孤立学科的研究日渐失去了影响力,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场,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的趋势。德里达将解构批评的触角伸至政治、宗教、伦理等领域,正好顺应了这一潮流,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得以具体地呈现。所以,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对于解构主义而言,是一件幸事,透过他对各种具体问题的阐释,我们对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获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达早期著作的政治学内涵六十年代晚期,德里达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与《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虽然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但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困扰欧洲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遗产。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德里达的犹太裔背景和边缘身份3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犹太文化的因子赋予了他强烈的先知情结。J•D•卡普托在《德里达的祈祷与泪水:无宗教的宗教》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犹太教对德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