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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咏史诗看白居易和柳宗元的贬谪.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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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咏史诗看白居易和柳宗元的贬谪.doc

上传人:wxc6688 2019/11/3 文件大小:22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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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

文档介绍:柳宗元与白居易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两人也都曾遭受过贬官的打击———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更远迁柳州;白居易则因首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以雪国耻而被贬为江州司马———然而,两人对待贬官的态度却很不相同。宋人蔡启曾将二人的迁谪心态作过一番比较: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校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1]与柳宗元的“忧悲憔悴”、“特为酸楚”不同,白居易贬谪江州时虽固然也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却能够“力胜之”———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抑郁愤懑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只要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略作比较即可明了。众所周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作于其谪居永州期间。《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说明《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贬谪生活中力图排遣内心积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的产物。从《永州八记》中所描绘的凄怆之景,如“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源然而静者与心谋”(《钴姆潭西小丘记》),以及所抒发的对美景埋没的感慨,如“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姆潭西小丘记》),“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那种无法排除的孤寂凄凉以及被谪居弃掷的孤愤郁结。而白居易作于江州司马任上的《江州司马厅记》的情调却与之明显不同: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经过自我调适的达观悠后,之气。而或许正因看到了这一点,宋代的郭明复才认为白居易的《琵琶行》所表现的是一种“放怀适意”的旷达之情,他《题琵琶亭·序》中说: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而他在《题琵琶亭》一诗中更是对白氏“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的放旷襟怀推崇备至。当然,造成柳宗元与白居易二人这种不同的迁谪心态的原因是复杂而又微妙的,这牵涉到二人的性情禀赋、仕宦经历以及生活境遇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在这些错综的原因当中,两人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从二人的咏史诗中即可见一斑。二柳宗元现存诗160多首,较之白居易的2700百多首相差甚远。柳宗元的咏史诗数量虽也不多,但皆有感而发,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先请读其《咏史》一诗: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