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宋才发:重庆大足石刻文化景观探讨重庆大足石刻文化景观探讨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北京100081)一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所有摩崖造像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石刻地处西南重镇重庆市西郊的大足县境内,东距重庆市中心160公里,西距成都240公里①,位于东经105°28′06″—106°01′56″,北纬29°22′28″—29°51′49″,全县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大足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建县,以其境内大足川(今名“濑溪河”)而得名,蕴含“大丰大足”之意。大足古为昌州,州治近400年,今属重庆市辖县②。据有关资料记载,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后来又相继爆发了王小波、黄巢起义。我国北方战火连年,大足因地处中国内地山区交通不便,幸免了历代战争的浩劫和人为的破坏。唐朝统治者都先后逃到四川大足(现“重庆大足”)避难,一些高僧、画家和雕刻家也随之而来,大足为这些文人墨客提供了石刻场所③。素有“石刻之乡”称誉的大足县,遍布摩崖造像,统称为“大足石刻”,规模最宏大而又独具特色的当属宝顶山和北山两处。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历经晚唐、五代(公元907—960年),兴盛于两宋(公元960—1279年),延续于明清时期(公元14—19世纪)④。大足石刻重在写实,想象丰富,具有明显而强烈的独创性。它们是我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代表,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齐名,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宗教、科学研究价值。大足石刻保存了大量石刻铭文,对我国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断代分期、历史人物研究都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诸于《韦君靖碑》、《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记》等,都具有“以碑补史”、“以碑证史”的作用。《唐柳本尊传》、《重开宝顶石碑记》,对研究宝顶山石窟史,乃至中国密宗史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古文孝经碑》更被史学家称为“寰宇间仅此一刻”。当代雕刻家刘开渠曾指出:“大足石刻有了创造性的发展,为中国石窟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大足石刻在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开创了“大足石刻时代”⑤。大足石刻保存了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石刻100多处。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5处,共造有1030个龛窟、5万余尊佛像。其中,又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5处的石刻最为著名和集中⑥。大足石刻在造像艺术上与北方注重石刻、泥塑不同,它特别讲究石雕,工艺极为精湛。因此,其造像均为精雕细刻之作。大足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所有作品都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它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作品更具有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凸浮雕、阴雕5种,但主要的又以高浮雕为主,辅之以其他形式。大足石刻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群体形象,以及*作者简介宋才发(195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①陈明光:《大足石刻考古与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②宋慧明:《走进宝顶山石刻》,《中国民族报》2005年1月14日,第11版。③李振湘:《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④有关资料见《石窟艺术的奇葩——大足石刻》,《西部时报》2005年9月23日,第12版。⑤陈明光著:《大足石刻考察与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⑥《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1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有大量的文字记载,简直就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而且还有在石窟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属于“三教”、“两教”合一的雕刻也比较多。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实物例证,反映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道、释三家长期既斗争又融合,到宋代“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①。大足石刻纵贯千余载,通融佛、道、儒,造像精美完好率极高。同时伴随造像出现的各种经文、傍题、颂词、记事等石刻铭文有15万余字,而且多为金石史中的佳品,在艺术再现上“神的人化与人的神化”达到高度统一。这些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作品。大足石刻不愧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北山(古名“龙岗山”)距大足县城龙岗镇北约2公里,。北山摩崖(石窟),,。唐朝靖南军节度使韦君靖,于唐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