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样板戏”再评价摘要:时至今日,人们对“样板戏”的评价仍褒贬不一:或从政治思维的维度,极力挞伐、否定;或从艺术创造的视阈,大力褒扬、肯定。“样板戏”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只有置之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之中,才能准确地分析评判其价值。“样板戏”的历史经验表明,文学艺术实践之“政治”不是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或“政党政治”,而是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在“元政治”的层面上,审美与伦理的统一,使艺术拥有了一种艺术的张力,体现了一种永恒的诗性意义。关键词:样板戏;政治;审美;伦理;再评价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17-06一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贯被江青自诩为“呕心沥血”培育的“文艺革命”的“成果”――“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一度在中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寿终正寝”。然而,“样板戏”并未从此绝响。1982年夏秋之交,北京一位青年作曲家不满于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所向披靡的现状,潜心搞一套“南腔北调大汇串”时,收入了“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恍若隔世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带着架子鼓震人心弦的节奏,重又流行于神州大地。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又演出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当即在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1987年年末,为纪念著名戏曲艺术家阿甲从事戏剧工作50周年,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人民剧场举办的阿甲作品演出会上,公演了《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进入1990年代,北京、上海又陆续复排公演了整出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演出不仅场场爆满,而且创造了连演百场的纪录;其中,有的剧目还在异国他乡一展风采……空间的距离产生美,时间的距离则有益于人们对历史的观照和审视。当历史似乎尘埃落定时,“样板戏”的神秘面纱也正逐渐消褪。“无论‘样板戏’于文革中的风靡喧逐,还是八十年代对它‘死灰复燃’的种种谴责,其投注的焦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政治”。由于“样板戏”在政治上对于“文革”确实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起“样板戏”便心有余悸。著名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虽然《红灯记》的编导阿甲随后写文章否认江青在该剧的改编上花过多少“心血”,而且声言不能将凝聚着文艺工作者心血的“样板戏”与“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相提并论,但在众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投入的“样板戏”讨论中,否定的意见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如,王元化认为“样板戏”作为“文革”期间应时而生的产物,它与政治的联姻与“文革”时期人们的审美需求两相契合:“它在大字报、批斗游街、文攻武卫、夺权与反对夺权所演奏的斗争交响曲中成了一个与之相应的音符。……样板戏就重在表现斗争,而且都是敌我斗争,没有一出小戏是表现人民内部斗争的……样板戏散布的斗争哲学有利于造成一种满眼敌情的严峻气氛。从而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是一致的。”“样板戏”是在江青等人别有用心的政治介入和大众审美情趣的合力推动之下形成的文艺“畸形果”。尽管舆论如是说,人们对于“样板戏”的关注和热情却未减弱。“样板戏”何以会有如此的魅力呢?“样板戏”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它集中了当时最好的编剧、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十年磨一戏”。尽其可能地精雕细刻。胡星亮指出:“御用写作班子吹捧江青搞戏‘呕心沥血’固然是阿谀奉承,但‘样板戏’在唱腔、舞蹈、音乐、舞美上的精益求精却是事实。这些,都使得‘样板戏’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化和芭蕾舞等西洋戏剧的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样板戏”的制作耗十年之时,倾一国之力。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家(如诗人闻捷、作家汪曾祺等)受命为“样板戏”剧本炼词、润色;于会泳之于管弦乐队,李德伦之于交响乐,殷承宗之于钢琴伴奏,都以各自艺术种类的形式资本,被纳入了“样板戏”这一“艺术工程”之中,其“戏改”的价值不容否认。二就其总体的艺术价值而言,“样板戏”较之以前的京剧音乐、舞蹈艺术,确实具有创新和成功之处。1970年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的文章,其中提到:“在这里。各个英雄人物的唱腔,已经不能再用什么‘流派’、‘行当’来衡量了。就拿杨子荣的唱腔来说,你说是‘老生腔’吗?但其中又有很多武生、小生甚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