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通经”以何“致用”摘要:道成之际,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西北史地研究渐成“显学”。龚自珍、魏源关于西北史地的研究以及开发西北、经营西北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经世意识,也具有一些近代意识。二人西北研究的经世目的、政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也由于经历与时代的不完全相同而在经营西北、抵制侵略的策略上有明显差异。他们关于西北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人口、文化的基础性研究,不仅对于历史、今天的西部开发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关键词: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西北研究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67-72道咸之际,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经世派恢复清初士大夫所倡导经世传统,揭露和抨击时政,要求变法革新,使得“经世致用”之风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与社会主潮。伴随着这种议政变法之风,舆地学、风俗学、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风气,他们抛弃乾嘉之际考据取向,将考证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注目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以致“兹学遂成道光问显学”。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寂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龚、魏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一领域的各方面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关于二人经营西北、开发西北的思想并不多见,尤其是二人西北研究之比较。本文对此拟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道咸问西北舆地学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从而在经学内部开创了舆地学传统。清儒注重地理学研究,不过一般以考证为中心。如梁份著有“西陲三书”(《西陲亥步》2卷、《图说》4卷和《西陲今略》8卷);祁韵士著有《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藩部要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新疆要略》;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汉书西域传补注》;洪亮吉著有《塞外记闻》、《天山客话》、《伊犁日记》、《塞外录》、《天山纪程》;官方亦修了《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等书。关于西北历史的研究,有钱大昕的《元史考异》、洪辉祖的《元史本证》等书。龚、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经过多次平叛,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对新疆、内蒙、西藏、青海等地的管理。这为关心西北边疆的经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也使之开阔了眼界。嘉庆以降,历史滑向“衰乱之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江河日下之势必然给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以一种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一部分士子将目光从古籍考证、音韵训诂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魏均以提倡“经世致用”著称,龚、魏西北史地研究与士大夫的经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通经”以“致用”的经世论在二人身上均有程度不一的表征。龚自珍“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同时“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他主张道、学、治三者结合为一体,而不应分割和对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天山南路张格尔叛乱,朝野为之震动。有感于此,龚自珍决计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就西北问题提出全方位的治理政策。此文系龚自珍“筹之两年而成”,以为“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龚自珍的《北路安插议》,亦是为了解决西域置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是由于“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而上的“安边”之议;《与人笺》(《与人论青海事序》)阐述清代“崇黄教微指”,以及如何保持国家稳定等问题。龚自珍关于西北史地研究的文论还有:《蒙古像教志序》详述了黄教源流及其与清政府之关系;《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考察蒙古各旗及其地理状况;《蒙古声类表序》研究蒙古、西藏和回部地区方言音韵,《蒙古字类表序》研究满蒙文字差异;《蒙古寄爵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都是关于西北民族及史地状况的研究。显然,龚自珍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出经营西北、维护边疆之策,是出于经世传统,或者说出于国家以及统治者政策的需要,为了稳定与开发西北,解决国家、社会危机。魏源的西北史地研究亦源于经世传统,“‘如国家何?’为魏氏思想之中心。故魏氏汲汲于通经致用也”,“且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言治也,即所以利民也。一以经世利民为主,斯则先生之志也夫!”魏源酝酿十多年的《圣武记》迟迟不能完成,1842年深受《南京条约》之刺激,发愤勉力完成。“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