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摘要:王船山的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与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与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这对于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唐君毅;船山诗学;气论;疏释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2-0028-04唐君毅是一位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新儒家,毕生充满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理想的建立,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必然首先肯定人的生命内在价值信念。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讨论了王船山的哲学,包括王船山的天道论、人性论、人道论和文化哲学论。他认为王氏著书四十年,经史子集无不赅及,学问通达甚广,精神垂注久远,“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文化之全体。秦汉以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1]唐君毅对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在评价王船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唐君毅对王船山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同情的理解和独到的阐发。一、“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在中国思想史上,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唐君毅确认“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2]从哲学史看,船山把道德理性作为身与物的主宰,而此主宰的背后是“气”,这种“气”是人心根本之性与自然形色之气,真实无妄。诗乐就是人的才情(气)的表现。为什么诗乐在礼仪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呢?唐氏的答案是,“盖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而,人们如果只是理在心而欲显理,还不足以构成诗乐。更重要的是,人类须要既显理又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与具象会。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心之理,故诗乐兼达情与显理。”[3]诗乐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达情”,借具象之境,以表现内在的情志。作者把情志表现于形色之中,使之融合,需要才情。才情运作,形成诗乐。而才情皆由“气”产生。唐君毅认为,谈论诗乐,必须一开始就要扣住“气”,这样才能揭示诗乐的底蕴。船山的诗论中,诗言志、诗达情的言说随处有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诗人主体心性与客体之物相融相通之论述:“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乐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几为通,而勃然与矣。”[4]唐君毅认为船山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诗学原则,即诗乐是源于自然的诗人之情与心中久蓄之志相触相融的产物。唐君毅发现船山诗论不仅仅停留在言志、达情的层面,而且走向纵深,触及诗美创造的要素:余情。“情而求达,必有余情。没有余情,何求达情。故船山贵余情。余情者,感于物而动,物去而吾之充沛之气有余,仍有所系,而有之情之自动自发,不可自己者也。故余情不生自外境,而生自内心。”[5]余情,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表现,用船山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外现,“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故于求道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6]而达情之诗之所以可贵,也正在其能表现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余情。达情之诗的价值在于凸显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