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生成、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位一体;内涵[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5-0098-0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概念或命题,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开始了,并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仅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还未达成统一意见、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难点问题。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随着实践、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而且“中国具体实际”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是特定时期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因此,这种“相结合”不仅是不断发展的,更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曾谈到:“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或在中国的应用,这种“化”应该是两者结合后发生“化学反应”,能“化”出新的东西。有的学者也具体分析了“化”与“应用”的区别,“应用”不等于“化”。某种理论的“应用”是指用它解决问题,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化”则是指理论本身的变化。“应用”充其量只能为“化”提供理论依据。[2]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这也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要所形成的,正像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使得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百余年来,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一百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我们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并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5];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其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通之处,因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中国人接受它的认知障碍。但对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中国人民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受到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等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决定了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已是被中国人民“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打上了中国烙印的、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重涵义。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初始涵义是指中国人民在自身需求与文化制约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其内化为契合中国国情、迎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的过程及结果。这样,被中国人民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