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李白和尼采唐代著名诗人李白(701-762)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本文将讨论李白诗中所反应出的诗人对自然,人生,仕途,以及酒的态度,并着重分析两首诗中所渗透出来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将其和尼采的“上帝已死”,“酒神精神”进行比较对比研究。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隋末,其先人因罪流徙于西域碎叶城,李白的诞生地。约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青年时期在蜀中就学漫游,成年后,先后漫游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名山胜地。唐玄宗天宝初,应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两年后被排挤出长安,又重新漫游。安史之乱中,因参加永王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后病死于安徽当涂。李白的诗雄奇奔放,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清新明快,一向被人们尊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要分析李白,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在唐朝,诗歌的地位和它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更清楚的是诗歌在现代文坛上的边缘化处境。在中国市场上,更容易占据市场、赢得经济效益的都市小说等快餐式文学形式发展的如火如荼,而象诗歌散文等纯文学普遍受到了冷落。美国前不久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公民中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下降,取代书本的是电影,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文本。在全球化,或是全球西化的大气候下,资本主义经济的铺天盖地,似乎已经将整个文学挤到了犄角旮旯,更不必说诗歌这个文学下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了。在这种大气候下,诗人是和政客、国家领导人决然分开的,不容混杂的身份。但在李白生活的唐代,诗人或文人却是在朝廷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权力,和地位。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在当时更是不知鼓舞了多少文人墨客去追求仕途。隋朝废除了曹魏时延用下来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科举制。隋炀帝时加设进士科,使得当时兴起的庶族地主阶层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考除贴经外,又开始加试“杂文”,即诗赋,使得庶族知识分子人人都有机会进入统治政施展才华。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日常喜欢的诗赋不再是“小道”、“玩意儿”,而成了求仕途的本钱。由此,诗赋在社会上受到了重视,士族和庶族的界线在制度上被打破,中下层的文人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制度上的变革给文人以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带来了很大改观,“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遍布士林。唐代“文人政治”的势力渐大。这也正是李白这个过着食客般生活的“无业游民”如此自信的历史原因,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逻辑正是出於他对自己诗赋魅力的自信。李白是热衷于从政的。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他四十二岁那年被应召入京的时候,曾洋洋得意的写道: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李白的这种自信似乎的确不是完全盲目的,在他到达长安后,皇帝玄宗见他时曾亲自迎他,宴席中还亲自为他调羹,道:“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并从此以后,以翰林供奉。表面看来,李白的这段境遇是世间难得的诗人和政治家相调和的产物,但象李白这样有独特个性的诗人,又如何能成为政治的口舌和帮腔呢。李白在长安不过两三年就出走了,表面的原因似乎是因他得罪了高力士,高挑拨李白和杨贵妃的关系,使李白在朝中终不得重用。但如细察李白的诗风,就会看到根本原因是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