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拼命三娘”摄影/史小兵三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韦飞燕有点感冒,时不时轻声咳嗽,但她仍穿着裙子和薄丝袜。化妆时,她靠在椅子里,有几分疲惫。每年的两会她都格外辛苦。因为代表、委员中女性少,会上就会安排女性发言,会下还邀请她们参加活动。对待自己必须要做的事,韦飞燕是“拼命三娘”,但并非只知勇往直前,而是心思缜密。她自称性格中有父母的影子。韦飞燕的父亲是做老师的,写得一手好字,文革时被划为老九,遭到追杀。一起被抓回来的很多人都被乱棍打死,由于父亲人缘好,得以逃生。一家人下放农村,日子过得很苦。没钱买卷烟,父亲就自己做生烟。“每一次,他把烟叶中间的叶茎挖掉,再整整齐齐地卷起来,压得很实,然后切成烟丝。整个过程我一直看,觉得我爸做事特别认真。我妈是性子很急的人,她是裁缝,做事很快,但是相对比较粗。我既学了我爸身上的优点,很认真,又继承了我妈身上的缺点,很暴躁。”韦飞燕说。1983年,韦飞燕刚进花红药业厂时候,按现在的标准那还不能称得上是药厂,只能说是半机械、半手工的作坊。医药行业1985年开始开放,从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面向市场,很多企业傻了眼,花红就是其中之一。找不到一条能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连年亏损,债台高筑。厂长走马灯似地换,越换越糟糕。到韦飞燕的前任,管理上有所起色,企业状况稍微缓和,但由于之前的亏损太大,积重难返。1998年,做副厂长的韦飞燕出差途中突然接到任命,让她回来接任厂长。原厂长是政府挂职的,决定要走。刚上任那阵子,韦飞燕跟员工交流时经常很急躁,习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事情。在企业小的时候问题并未显现,等到碰壁,她回想起自己做副职的时候上司如何跟自己交流,才理解了前任的管理方法和沟通技巧。前厂长告诉过她,向上级部门汇报的时候,一定要把事情在五分钟内讲清楚。“花红”商标的注册屡受挫折。当时已有中药厂拥有“红花”商标,中文本就可以从左右两边念,因此“花红”涉嫌侵权,注册商标申请屡次被驳回。此时,女人的韧性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