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自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中国长期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社会思想赖以形成的人文传统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对西方的许多理论观念不免有隔膜之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断长达27年之久的社会学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不仅对1955年以来西方社会学大发展中的各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十分陌生,甚至对韦伯(M?Weber)、迪尔凯姆(E?Durkheim)、帕累托(V?Pareto)这些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经典大师”也知之甚少。因此中国社会学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学界的同类研究不同,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即以面向整个社会学界的介绍性工作为主,而不是以发展本土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性工作为主。这一特点构成了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工作的主线。
一、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总的来说,从1979年至今的15年,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粗略地看,这一阶段起于1979年止于1987年。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对国外社会学的介绍几乎就等同于社会学理论的“启蒙教育”,成了国内刚刚起步的社会学界汲取理论营养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是对解放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传统的重新挖掘)。在这期间,《社会学研究》和《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3年创办,1986年正式更名为《国外社会学》)所刊载的有关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辞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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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机构、杂志、研究的专业人员状况等。
这一阶段介绍文章的主要来源,一个是前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理论的“转手”介绍,一个是日本、港台这些近邻地区的介绍。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大多数在于使国内刚刚开始从事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能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其中尤其是对社会学各分支的介绍为许多从其它学科领域转向社会学的研究者寻求本学科与社会学的“嫁接点”、尽快进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并且因此而形成了80年代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支热”。
第二阶段: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以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这是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后首次召开的专门性的国外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它标志着独立的专门性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为起点,直至1990年。
从主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阶段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具有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有关分支社会学、各国社会学机构建制方面的介绍逐渐销声匿迹,在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成了《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推介的“主角”,并且从资料来源上看,直接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文章取代了原来苏东、日本等国的间接介绍性文章。
其次,对这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的介绍从第一阶段以“一般性了解”为着眼点的“辞条式”介绍转向系统而有一定深度的诠释。
最后,在这一阶段里,国内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有经典大师的重要著作,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重要的理论人物的代表作,如科塞(L?Coser)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默顿(R?Merton)的《论理论社会学》、布劳(P?Blau)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特纳(J?Turner)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这本在南开大学讲习班上科塞教授所选用和推荐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在从1989年出版至今的7年中,基本成为国内修习国外社会学理论的首选参考书,对国内的外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以《国外社会学》杂志为主导,开始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标志着中国的国外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并为从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工作做准备。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外社会学》上的译介文章逐步从“回溯性”为主转向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一致的“同步性”介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流派专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西方后帕森斯时代的理论。
“理论明星”,如吉登斯(A?Giddens)、亚历山大(J?Alexander)成为杂志上频繁出现的名字。一些在西方社会学界十分重要的最新理论文献也不断地被翻译过来,如《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4期节译了凯译和赫希特(Kaser & Hechter)二人合写的一篇在美国理论和经验研究界都引起广泛瞩目的文章《一般理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