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一、问题的提出滇东北地区在清代设昭通、东川两府,即今天的昭通市、曲靖市的会泽县和昆明市的东川区(过去的东川市),北临金沙江和四川为邻,东接赤水河和贵州为界。总面积为30766平方公里。在明清时期,滇东北和云南其他地方相较,是较晚开发的地区,但在今天却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也是全国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199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回溯到1952年,,(注:《昭通地区志》上卷《林业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云南其他地区当时却在50,左右(注:参看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和滇东北地理条件大体相当,明清时开发较早的曲靖地区,1950年代初期的森林覆盖率也为41,(注:《曲靖地区志》(4)《林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据杨子生等人的研究,自1979年到1996年18年间,滇东北(含曲靖市的宣威县级市)年平均因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造成耕地损毁达4000公顷以上。(注:杨子生:《滇东北地区水土流失灾毁耕地调查及其长远控制规划》,《山地学报》第17卷增刊,1999年。)现已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60,以上,每年流失的土壤达9394万吨。(注:杨子生、谢应齐:《云南省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与特征》,《云南大学学报》第16卷增刊,1994年。)大量泥沙流入金沙江,成为长江江水含沙量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滇东北的环境问题,不仅对滇东北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也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清代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滇东北还是“危峦矗巘,重围叠拥,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注:雍正《东川府志》卷一《山川》。),“其地万峰壁立,林木阴森,以为蚕丛鱼凫境界,于兹犹见”(注:方桂:《环青楼记》,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在雍正四年(公元1725年)以前,东川府(辖今天之昆明市东川区、昭通市巧家县和曲靖市会泽县)犹属四川,改流不久,“方隅广阔,地土肥饶。昔遭流寇之后,半未开辟”(注:鄂尔泰:《敬陈东川事宜疏》,《皇清奏议》卷二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昭通府和镇雄州(今昭通市镇雄县)当时还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从四川划入后,两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人口大量死亡或逃离,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是“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注:民国《昭通县志》卷一《方舆志》。)。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东北地区推行了招民屯垦的政策,以求经济的重新开发。(注:参看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从雍正年间开始,滇东北的铜、银等矿产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大量的毁林烧炭以供冶炼,一直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因战乱的影响才停顿下来。到了这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已经变成“民间爨薪,几同于桂”(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国初年,巧家县60斤一斗的米价和70斤重的一担柴几乎相等。(注:据民国《巧家县志》卷七《商务》附表《巧家县历年各种物价表》。)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并不多。蓝勇在其专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曾对清初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作过估计,认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和汉晋时无甚差别,都是70,左右。(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刘德隅也概略研究了云南森林的历史变迁。(注:刘德隅:《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杨伟兵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土地利用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云贵高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川黔滇交界地区(昭通、东川、毕节)作为范例,进行了分析。(注:参看杨伟兵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2年。)这些研究都提及了矿业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却未作具体的评估。对清代云南矿业的研究却是成果累累,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对清代云南铜业的政策、管理、铜产量、铜运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后来诸家所作,大都以严书为基础展开。如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在严书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讨论了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