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张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内容摘要】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关键词】道统;政统;董仲舒思想;儒学;汉初政治。
【作者简介】张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
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董仲舒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大略算得上屈指可数的最富争议性的古代思想家之一。而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董仲舒思想是否入得儒家道统之谱系。更看重儒家之“真”之“醇”的守成论者,以为董学杂糅诸子,偏离儒家之正道,不承认其接续了儒家真脉,故排斥其进入儒家道统谱系;而更主张儒家应时而变的发展论者,则以为董学仁义为本,融会百家,形成新儒学,诚然乃儒家道统之脉绪。笔者同意后者;但进一步认为,此一争议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地实践的问题。董学在继承原儒根本精神的主旨之下,对孔儒确有损益,但这种损益应置于作为大儒的董仲舒所面对的汉初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遭际之中,应置于当时社会的知识背景之下,应置于汉初道统与政统相摩相荡的局面之中去考量、去解读,唯如此,方可会解并揭橥董仲舒之改造原儒成就其新儒学的理论与实践之深致,方可洞悉董学之于儒家传承的意义。
(一)
王充《论衡·实知篇》载:“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乱我书。
’”(按“乱”训为治或理,整理发挥之意)所谓孔子遗谶,显然为汉儒荒诞之伪造,不足为意;但此所谓遗谶却恰恰道出了秦汉之间儒学命运的两大遭际及两大转折,即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致儒学罹难而衰,二是董仲舒应时而起,治经书而重振孔儒之绝学。
对于董仲舒之于儒家的历史意义,王充评断:“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篇》)文王既没,孔子承其绪光大其文脉于不坠;孔子既死,董仲舒嗣其遗发扬其学统而济时,从文王而孔子而董仲舒,儒学精神一脉相承。刘歆表达得更分明贴切:“仲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可见儒学至董仲舒实一大转折,进入一新进境。
董仲舒所以赢得这等历史嘉许,主要缘由有二,其一,审时度势,发挥和利用儒家深植传统社会中的固有的思想文化优势,洞悉和把握汉帝国统治者的政治愿望及文化志趣,进而利用政治威权,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推上了帝国意识形态之至上宝座,成为号令天下的统治思想和学说。其二,与时相偕,发明儒学的时代价值,贯综和整合百家,契合时代的脉动,历史地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赋予儒学发展以新的内涵、新的形态,证成一代新儒学。
汉承秦制而又如何才能免蹈秦之覆辙,实现汉王朝天下长治久安,一直是汉初统治者思考的重大问题。汉初之所尚黄老,作为秦王朝独崇吏道,厉行酷法苛政的反动,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与民休息”方针的实施。在一段时间里,社会冲突得以缓解,社会元气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是,正如阎步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黄老思想“清静无为”的消极倾向,“削弱了它在一个复杂文明社会中的能动性。黄老的‘君人南面之术’其策划、谋略和权术的方面决不是足以向社会民众发动号召、宣传的那种东西。它以‘道’为本,遂使仁、爱、孝、义等社会基本价值丧失了‘本’的至上意义。其反人文或反文明的倾向,又大大降低了它充分利用文化影响和思想之力量的可能性”[1]。黄老之学的根本旨趣,终使其难以为整个社会所认同,形成社会的精神凝聚力、轨范力和统摄力,为新型的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文化支撑。因此,在汉初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