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专题·大学百年:学术独立与自由llTopicsII并在体制设计上充分考虑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功能,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文知识的价值批判与建构的特殊现代性功能。否则,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不仅难以真正实现,权力的本能驱使还会随时借助于体制的实体性威力而倒退到文化专制主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终结大学存在的现代性理由,使知识分子名存而实亡。如此说来,知识分子在当下学术体制批判中需要积极地调整批判话语的说话方式,明确地意识到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对话的对象;而权力体制则更需要以宽容的民主态度倾听来自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以便及时改变体制设计的弊端。在此,让我想到的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大拒绝”的激进批判之后,哈贝马斯调整了批判理论的策略,他主张通过“交往理性”建构种“商谈伦理”,以寻求在不断地对话中解决现代性的冲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在评价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哲学的各自功能时说了一番老成持重的话,他说:“我把德里达看做最吸引人和最有独创性的当代哲学家,把哈贝马斯看做对社会最为有用的当代哲学家——最符合民主政治需要的哲学家。”言外之意,德里达的解构批判虽锋芒犀利,但并不实用,而哈贝马斯的妥协商谈虽中庸平和但实用有效。罗蒂眼中的知识分子理想形象是德里达与哈贝马斯的相互补充和完美结合。我想,在当下学术体制批判中,我们不仅需要德里达式的犀利批判的锋芒,同时也需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妥协商谈,这是否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体制内的体制批判”的两难困境?我们难以期许,但不妨去积极尝试。(摘自《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6期。作者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让高校学人“静下心来做学问"◎阎光才/文学者难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不仅是社会对学者群体的观感,也是学者本人的切肤之痛。是什么让他们难以静心做学问?是个体的学术情操不够,还是社会发展特殊阶段所致?作者从调查人手,从体制原因管窥其中究竟,给人带来许多启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者也是人,与其谴责个体,不如从束缚他们的环境着手,解放个体,让每个人获得足够的发展,才是改革的本意。高校学人杂务多、压力大、竞争激烈,学术心境差当下,我国高校的整体学术生态和学人的心态究竟如何?2011年,我们曾经对全国50多所高水平大学(传统研究生院高校)的部分优势学科教师做大面积问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样本6300多份。结果显示,我国高校教师对当下学术环境的整体满意度处于居中或“一般”水平。在涉及高校内外制度的评价中,满意度水平最低的是包括科研资助、奖励和人才项目等外部体制,以及学术考评、晋升、福利待遇和无关学术的各种纷扰等高校内部制度。其中,对于目前高校“无关学术杂务繁多”给予不同程度认可的达到70%;非常认可的占23%,是非常不认可的13倍;在每周有效工作时间中,认为被“杂务”所占用的时间平均约为16%;此外,对“工作压力大”非常认可的是非常不认可的11倍。除此之外,我们还针对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您认为目前的学术环境需要哪些方面的改进?”的开放性问答题项中,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环境问题,如“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杂务上了”,“项目存在过度性竞争”,“行政部门急功近利、学术行政化色彩浓厚”,“学术头衔符号化倾向明显”,“资源过于集中,效率低下”、“跑奖、跑项目现象严重”、“各种项目申请、评审过多,消耗大量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