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研究论文摘要:面对突发事件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立法预测能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无法有效预设所有警察应对的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必须考虑寻找一个富有弹性、灵活的法律机制,对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考量,对引发冲突的各方利益进行调和与折中。关键词:突发事件警察行政强制措施一、引言:一个让人遗憾的立法动向在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强制法》中,将有关行政机关对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采取的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摘”了出去,理由只是很笼统地说“有其特殊性,需要适用特别规定”。[1] 我也承认,在现代充满危机的社会之中,引发突发事件的诱因纷繁复杂,突发事件的外在显现状态也姿态万千,需要各种有针对性的个案处置方案与措施,这在立法上是根本无法完全预见和缆括的。因此,法治主义在公众对政府有效对抗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秩序的期望值不断攀升的情势之下,对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法规范要求必然是放缓的,让位于现实的必要性和处置的实效性。[2]作为一种有效的弥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于特殊立法和应急性的临时立法。或许从中,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印象,作为一般的法律,《行政强制法》似乎在其中很难有所作为。但是,我仍然认为,上述立法说明还是缺少说服力。首先,在传统的行政强制理论结构之中,上述应急措施多是被归类为即时强制,而且是比较典型的即时强制措施。那么,作为行政强制的一般法,在行政强制法中不予以一并规范,像这样的立法处理是否妥当,是很值得怀疑的。其次,诚然,自“”、SARS和禽流感之后,在很多立法中,包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等,再加上原来就有的《戒严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已经对有关的即时强制措施作出了规定,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散在性、特殊性规定并不妨碍在《行政强制法》中进行统和性的规定。因为上述领域的立法只是关注其特殊的领域问题,而突发事件的发生却不完全局限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已经立法的这些领域,因此,在《行政强制法》中作一般抽象性的规定,能够起到拾遗补缺、整齐划一的作用,因而还是很有必要的。紧接下来,我们就必须思考在《行政强制法》中如何作恰当的回应,如何解决突发事件的处置和法治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内在紧张关系?我们怎么走向更加成熟的法治呢?或许,我们更多地要寻找一个富有弹性、灵活的法律机制,对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考量,对引发冲突的各方利益进行调和与折中。这是本文想要重点阐述和展开的观点。另外,我还很关注,在突发事件中,警察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行政强制措施?特别关注,除了法律文本上规定的强制措施之外,实务中是否还采取其他一些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其实践依据何在?实际效益如何?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不单从法律文本中和有关文献中搜索和归纳警察的强制措施,而且,更关注媒体上对很多突发事件的跟踪报道,尽量地从政府提出的应对要求和办法中寻找“蛛丝马迹”,体察可能存在的一些做法;同时,也利用讲座的机会通过与民警的交谈,希望能够进一步核实我的一些“感觉”和推测。通过上述梳理和检索,在实践采取的“非常态”的、非文本的强制措施强烈地吸引了我,而且更进一步支撑了我在本文想论证的核心观点。二、法治主义放缓的策略突发事件的发生,有些是在人们事先预料之中,在立法上也早有应对之策。警察强制措施的正当性问题已蕴涵在法律规定之中,尽管仍然存在着比例原则的考量,但是,其与法治主义的矛盾冲突已不太显然,因此,不必多言。但是,在现代充满危机的社会中,引发突发事件、紧急状态的因素各具形态、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立法预测能力不足以紧紧跟随,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警察要想有效应对,就必须增加其权变性、应变性能力,其采取的应急措施就很可能缺少具体的法律授权,这也是立法能力有限性必然会造成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就存在着警察权与依法行政理念之间的某种“天然的”紧张。尤其是在全面保留理论比较盛行的时代,更是容易对警察应急措施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而且,由于在突发事件中警察的应急措施往往具有超乎寻常的强制力,具有“决定——执行”一气呵成的合成性行政行为的特征,常规的、以事后救济为特征的行政救济手段“鞭长莫及”。法依据似乎便成为相对人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使得法依据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与重要,更加引人注目。为此,人们也不懈努力,竭尽全力地将警察权的发动与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但实践却与人们的努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SARS的爆发,是在2003年年初,直到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在《条例》出台之前,行政机关的诸多措施事实上处于无明确法律依据状态。比如,为有效防止SARS、禽流感传播,需要警察提供职务协助,封锁现场和实行交通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