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收稿日期]2002-09-22[作者简介]范立君(1971-,男,吉林大安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社会史研究。第6期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62002年12月SongliaoJournal(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EditionDec.,2002“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华北移民离乡原因探析范立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 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移民离乡的原因重新进了全方位的考察,这对于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东北的社会状况,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移民离乡原因[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206-0001-05 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历来为关内难民的理想去处。及至清末,移民浪潮蔚为大观。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至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1]。据满铁人事课统计,从1927年开始华北移往东北的人数猛增,由1926年的50多万人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了3年之久。[2]。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它与当时国内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迁移的原因究竟怎样,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就所及材料,拟对此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首先,从关内来看:第一,东北地区人多地少,人口压力大,这是华北人口移往东北的基本原因。华北地区人口稠密,历来为中国人口的高压区之一。清末民初,华北人口飞速增长,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乾隆36年(1771年时,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人,,。[3](P332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4](P512华北地区,耕地面积的扩增在18世纪中叶,多半已接近顶点。其后,从人均5亩降到20世纪30年代的3亩。而分配的不均,使土地问题更加严重:截至1934-1935年,华北地区将近半数的农户种地10亩以下。[5]据统计,,,而吉林、。[3](P333可见,在一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东三省是人口稠密的华北各省最佳的移民地区。然而,统计上的耕地与人口比率的失调,决不能单独说明东三省与华北间人口流动的历史背景。以往一些论者在分析农民离村原因时,往往认为农民离村完全或大多由于耕地不足或人口压力造成的,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人口压力大在中国系普遍现象,不独以华北为然。第二,天灾人祸连绵不断,这是华北人口移往东北的主要动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在1926年曾对东三省的山东籍1,149户离村农民进行调查,所得离村原因计有多种,其中由于“天灾人祸”离村者共314户,%,与天灾人祸有密切因果关系的“生活困难”离村者共569户,%,%。[6](P13也就是说,移民中的3/4与天灾人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人口过剩”、“耕地缺乏”构成离村成因者,%。[6](P17因此,可以得出:华北农民离村的主要动因是受天灾人祸的直接驱使,或受由天灾人祸而造成的生计困难的间接驱使。说到中国的天灾,20年代一位研究中国灾荒的美国人马罗尼(Mallory曾赠予中国一个雅号———“灾荒之国”(China,LandofFamine。[7]对于近代中国来讲,这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有人统计,自汉高祖元年至1933年只不过二千余年,竟发生旱灾1,057次,水灾1,030次,平均每百年内有旱灾49次,水灾48次。[8]民国成立以来,几乎年年有灾,不仅灾域广泛,而且多灾并发。其中,华北是中国最容易发生天然灾害的地区,尤以旱灾最重,蝗灾、水灾次之,现择其灾情较重之年加以叙述,其破坏程度可略见一班。1917年,冀、鲁、晋发生水灾,冀省灾情最重,全省受灾103县,灾区达1万方里,土地被淹240,196顷,灾民635万,受灾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9]。1920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的大旱灾。此次旱灾受灾地区之广,灾民数量之大,实为“四十年未有之奇荒”。[10](P1361921年,豫、苏、皖、浙、陕、鲁、鄂、冀8省大水,鲁、豫、晋三省受灾148县,灾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