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第一节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烈的回响。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如张籍的《白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说明他是在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句下自注:“江南新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元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靡于元稹”。由此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张籍(,,,,,,,,,),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升迁,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馀首。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系最为密切。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愈的激切峻刻。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