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简爱两译本研究西方文化论文《简爱》是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第一个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大陆《简爱》迄今已拥有40多个译本。国内有关《简爱》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研究概括起来集中在6个方面:(1)《简爱》心理与自然风光的描写;(2)《简爱》的故事情节架构;(3)勃朗特姐妹的生平与创作;(4)书中人物形象刻画及人物性格阐释;(5)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6)《简爱》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其中,关于译本对比研究主要就其语言、文化、意境传达、再现艺术手法和风格以及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力求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阐释学的角度对不同译本语言的时代性进行过研究。本文选取了《简爱》的两个译本———李霁野译本(简称李译本)和黄源深译本(简称黄译本)———进行研究。李译本于1933年7月完成,黄译本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笔者认为,以前的译文对比研究中,有些文章虽然指出分析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李译本,可实际参考的却是上世纪80年代李先生改过的译本,这样势必会影响其研究结果。本文将用阐释学理论对比分析两个译本语言的时代性,并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译者的前见,包括社会语言、文化环境和翻译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阐释学的衍生与前见理论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其中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方法和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本质上是“一种重建的解释学”(加达默尔1994:11)。他们认为,为了清除理解的主体与理解的对象由于时间距离造成的历史隔阂,理解者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放弃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化条件下造成的偏见,以达到对理解对象正确、客观的把握。与此相反,“海德格尔不再把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加达默尔1994:48)。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这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过的。他认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加达默尔2004:7)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笔者认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提出的客观重建作者原意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解释总会不可避免地烙上解释者前理解的印记。换句话说,在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一方面应该力求把握作者的历史性,以期接近文本本意;另一方面,其前理解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理解的实现方式乃是事物本身得到语言表达,因此对事物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或者说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加达默尔2004:10)据此,本文将具体分析影响译者前见的几大要素,进而对比研究文学译本语言的历史性。根据所选两个译本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笔者从语言的自然演变、译者赋予其感情色彩,以及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造成语言差异等三个方面来对比研究《简爱》两个译本语言的时代性。二、文学译本语言的时代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