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孙圣民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其最根本特征便是政府主导下的有效制度变迁;其动力来源是农民为逐利而进行的自发选择;其进程受政府和民众博弈过程这个因素的左右;其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其框架表现为农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有效选择和渐进变迁;其结果表现为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生活的进步,即经济绩效的增进和提高。面对同样的有效制度变迁,可以由于制度变迁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博弈过程的差异,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着重研究政府与民众博弈过程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便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改革和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关键,既为回顾过去的改革历程提供了清晰的主线,也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和目标。
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都存在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政府力量有主导社会各阶层的传统,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变革,并且这场改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以农村改革为发端。所以,基于此视角来研究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这一主题极具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可以从农村改革这个侧面,更好地回顾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什么可以取得成功,并展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基本走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和案例,补充、丰富甚至发展当前的经济理论,如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为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首先综述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有关制度经济学研究;其次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揭示其背后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最后就如何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一)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以监督成本的视角、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的研究。林毅夫教授提出,在农业生产中要实行有效的监督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考察一个农业生产制度主要分析其监督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他构建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引入了监督和监督费用的概念[1]( P44-75)。其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和效率:理论和中国的经验》一文中深化了自己的观点,其他学者也不断补充和修正林的观点,如徐刚、王红玲、伍山林等。其中伍山林从农户行为与政府偏好角度出发,尝试对中国农作制变迁作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2]。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是对中国土地制度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文献之一,文中评估和验证了包括农作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3]( P76-106)
产权视角。陈剑波提出从产权、委托代理、监督成本等三个层次来研究中国大陆的农村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其中产权是决定性因素,并从产权的角度,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失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进行了案例分析[4]。周其仁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是由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导致的,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可能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步骤、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财产权是可以在社会与国家的交易中形成[5]。
(二)对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
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土地产权制度,相关的研究多以此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业生产潜力,但是土地“按人分配”而非“按劳分配”导致土地细碎化,暗含着下一次土地改革的起因。虽然土地细碎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6],但是其带来了规模不经济、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以及降低农业产出水平等后果。许庆等认为,土地调整未必一定导致土地产权安全性的降低,即使土地调整带来了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也未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