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05,90~99页王晓毅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内容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邺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着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注: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81页;《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1页。)。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间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注:参见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学术研究》1996年6期;范子烨《“竹林七贤”之名目探源》,《学****与探索》1997年2期。)。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注:199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以方志资料为线索,作者与业师郑佩欣、丁冠之教授赴河南太行山南麓焦作、辉县地区的有关竹林之游遗址──如山阳城遗址、竹林泉、嵇山、禅陵、苏门山等进行了实地考察,为重新解释有关文献提供了地理佐证。),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千虑,难免有失。一关于东晋初史家受“格义”风尚影响附会佛经而创造“竹林七贤”说法如果成立,其必要条件是:此前所译佛经中的“竹林”译名已经普遍存在。那么,史实又是如何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据《大藏经索引》对《大正藏》中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Venuvanan”(梵文)或“Veluvana”(巴利文)翻译情况进行了统计(注:《大藏经索引》系日本学者集体编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发现该园林存在着三种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有的译为“竹园”、有的译为“竹林”,有的则同时译为“竹园”、“竹林”或“竹林园”几种不同名称。为清晰地揭示这一译名演变的规律,将检索结果按东汉至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代分别列表,表中译名顺序按“竹园”、“竹林”、“竹林园”三个条目排列;“竹园”、“竹林”、“竹林园”三译名中有两种以上在同一经典中出现的,均归于“竹林园”条目下;每一条目内则按该经典在《大正藏》中出现的次序排列:(注:(1)由于篇幅关系,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表略去。)以上统计结果无法支持“竹林七贤”是东晋史家附会佛教典故而成的观点,理由如下:首先,“竹林七贤”说形成于东晋初期,而在此之前东汉三国西晋时期佛教译经的21例中,“竹园”16例,占76%;“竹林”仅1例,占5%;“竹林园”4例,占19%。释迦牟尼说法处,大多数被译为“竹园”,而不是“竹林”。原因很简单,“竹园”的译法,符合汉晋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惯。这时期的贵族园林多以“园”命名,如“沁园”“金谷园”等。如果东晋初期的史家以这类佛经附会道家的七贤,应创造出“竹园七贤”更合逻辑。按史学界通行的规则,对古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事件,如果今人要证其不实,应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可见,尽管东汉三国西晋所译佛经有少数“竹林”译名,但是面对大多数被译为“竹园”的事实,要推翻东晋初期史家的文献记载,显然证据不足。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注:表2所列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经,翻译时间均在“竹林七贤”说形成之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注:慧皎:《高僧传》卷4《竺法雅传》,中华书局,1992年,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