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文"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